失足妇女未审“入狱” 广东代表炮轰收容制度(图)

　　她们常常在平房或深巷中，租下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门口立上一个“足浴”或“足疗”的小牌子，点上一盏粉灯，就算开业了。

　　她们接待的主要是农民工或老人，一次费用30到70不等，“就相当于两斤猪肉或4斤苹果”。

　　很多按摩女有完整的家庭，老公对此事也知情。“家里穷没有办法，我就想干一阵，给家里盖个新房子。”40多岁的蓝姐说，她被抓进收容所后，老公就告诉家里人，“我是搞传销进来的”。

　　也有对此事并不知情的老公，直到妻子被抓。李丽的老公得知事后，只是告诉孩子，说妈妈手机丢了，不能往家里打电话。

　　李丽被解教的时候，是老公接的他。李丽问他：“恨不恨我?”老公抱着她开始哭，他知道家里难，妻子才会做这一行。他只恨自己无用。

　　朱列玉认为，以金钱为媒介的卖淫嫖娼行为属于“无直接受害人的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动辄对他们处以长达6个月至2年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明显表现出处罚的过度供应，不能体现处罚与行为之间的对等性。

　　朱列玉举例称，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即使是构成刑事犯罪的故意伤害行为，如果仅致他人轻伤，一般只须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实践中往往判处缓刑。

　　“难道两个不道德的男女以金钱为媒介进行一次隐蔽的性交易，社会危害性会超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犯罪行为?”

　　4.废除的呼声

　　朱列玉认为，在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制度饱受批判、争议：收容遣送、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

　　2003年6月20日，在“孙志刚”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后，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废止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四部法律文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都已经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虽在施行，但争议声已四起。

　　2011年12月，广州男子小潘在嫖娼时被抓获，警方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收容教育6个月。

　　小潘不服公安机关的收容教育决定，向广州公安申请行政复议，公安机关维持收容教育决定，小潘又将公安机关告上广州越秀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小潘继续上诉至广州中院。

　　广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可认定潘某存在嫖娼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潘某存在多次嫖娼的恶习，公安机关收容教育决定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我认为，对社会的现实，应当有所体谅。现实草根阶层的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能造成不公。因此，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还是应予适当宽容”，二审法官汪毅此后表示，首先需要认定“恶习”一词，对此法律没有具体界定。

　　汪毅称，《辞海》中对“恶习”的解释是“不良的习惯”。习惯，不是一次就能形成的，因此应该撤销上述案例中的收容教育决定。

　　这个案件轰动广州司法界，“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废问题”，也再次引发讨论。

　　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在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未经司法审判，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六个月至两年。明显有悖于人权保护原则，不是法治思维，更不是法治方式。”

　　余明永今年已向广州市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广州在全国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他认为广州已具备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的环境。

　　朱列玉对此表示认同，他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已有明确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了罚款、拘留外再进行“收容教育”，也违背了行政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是双重处罚。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已将《应尽快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提案准备好，准备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对于废除这一制度，他满怀信心。

　　他并非独行，已有媒体发表评论称“站在中国法治完善和进一步保障人权的角度看，缺乏法律授权、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法外之刑必须被淘汰。劳教已经走入了历史，收容教育还会远吗?”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