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全中国!1967年长沙六千知青大逃亡始末(组图)

　　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大地即将有一场重大的革命到来。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查。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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