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二代”蔑视平民造反派:你们始终是弱势

　　人物周刊：从你的作品来看，似乎每个访谈对象都觉得，文革中自己是迫于形势、是被裹挟进去的?

　　米鹤都：也不尽然。你想想，在那样一个年龄段，正好处在叛逆期，而且一直接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灌输，仇恨意识很强。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观念，以及那种理想主义、社会责任感，决定他们一定会过早进入本属于成年人的政治领域。但这些东西被引到什么方向，那一定是成年人的事了。一旦伟大领袖指出，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仇恨的“阶级敌人”抽象概念马上变成了具体对象。他们被引导到学校老师身上，他们就打老师。他们被引导到走资派身上，他们就会冲击走资派。只要是成年人放任，孩子们一定翻天，这是必然的一幕。所以我的观点是，反思文革不应当首先追究未成年人的责任。

　　但要说青年学生完全都是被动的，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总有第一个贴大字报的人，这些人都完全是被裹挟?也不是。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要走到历史的交叉点上，被引导和主动的结合。

　　人物周刊：在你的访谈对象里面，对当时的污点，或者不光彩的行为，进行掩盖、掩饰的多吗?

　　米鹤都：在我的访谈对象里不是很多，真正有污点的人他不愿跟你谈，跟你谈的往往是能够正视历史的。比如说王冀豫，武斗打死了人，他有很深的反思。他谈得很真诚，不遮掩，分析原因。从小时候讲起，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怎么成长起来的，部队大院文化的那种尚武精神，文革初期打流氓、打阶级敌人，最后发展到狂妄，在派别武斗中把人打死了。他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很深刻。这是编辑中的第六册中的一篇。

　　人物周刊：有污点的人一般不会谈，是否会造成你在视角上的缺陷?

　　米鹤都：你说这个也对，不过我在采访受迫害者的时候，他可能就谈到了迫害者的一些行为和心态。

　　人物周刊：那会不会变成纯粹是被迫害者控诉的局面?

　　米鹤都：目前我反而缺少被迫害者的访谈，被迫害的很少有人愿意跟我谈他们的经历。

　　人物周刊：为什么?

　　米鹤都：可能是我身边不认识这类人，也不可能发广告去找。我希望章立凡介绍一些类似的人谈谈，因为他说我的几册口述史中大多都是红卫兵、高干子弟，代表性不全面。海外也有人批评我给老红卫兵说好话。问题是我的接触面有限，一些“四四派”和“四三派”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愿意谈。而老红卫兵也好、红二代也好，反而愿意谈得更多一些。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里面的心态是怎样的?

　　米鹤都：有一位当年的部队干部子弟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始终是弱势”。他的意思是：“你们”(他指的是当年文革当中那些对立面，“四三派”、“四四派”)，对他们这些老红卫兵或者干部子弟来说，当时是弱势，而且到今天都是弱势。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人物周刊：这种弱势是指什么?

　　米鹤都：心理上的弱势。什么叫红二代?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而我们就是国家之子，正统、嫡出。他们这些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心理障碍和社会压力，从社会学角度，这是一个人健康性格奠定的基础。反过来看当年的“黑五类”子女，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文革中就不谈了，到今天即使有钱了，腰杆都不硬。不信，你去做做社会调查。当年受迫害的今天没几个敢指名道姓说当年谁打我了;而打了人的反而有些却敢说我当年打谁谁了。这很怪诞，但现实可能还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的强势和弱势。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有怀旧和审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

　　米鹤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我们聚会或聊天时，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