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没有哪一代人比他们更具传奇色彩、更加难以把握和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在外观深红的专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作者米鹤都称这代人为“第三代人”，在一些语境里，他们是“红卫兵一代”、“老三届”、“知青一代”。米鹤都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处在读书年龄的所有人，他们“形成具有共同社会经历、共同思想体验、共同行为特征和共同历史性格的一代人群体”。
这群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于，他们的命运是新政权前30年政治秩序与趋势的集中显现，身为青少年的他们爆发式地参与政治，强烈的理想主义夹杂着权威人格，陷入狂热的个人崇拜，历经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次次落在历史的凹陷处，被裹挟、被决定、被颠覆，形成了米鹤都所说的“历史性格”，怀疑、求实、圆滑、理想主义，复杂而鲜明。
这一群体在当下的重要性，学者徐友渔曾转述过一项数据：中央委员里31。8%是知青，政治局里是20。8%，此外还有许多“知青高干”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是知青掌权的时代。”
米鹤都对第三代人的关注始于1985年，当时他正在中央机关从事政策研究，中共中央决心整党，清除“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如何甄别红卫兵中的“三种人”成为了一项课题，由中组部委托社科院青少所进行调查，米鹤都参与其中，调查结果发表在《青年研究》上。
文革开始时，米鹤都14岁，“跟高中学生基本不来往，人家不带我们玩。文革开始我们一帮同学跑到清华看大字报，到那儿一看人多挤不进去，就跑河边玩钓鱼去了”。文革中逍遥派的身份，家世及教育背景，加上亲历红卫兵运动的清晰记忆，使他有了很好的从事红卫兵研究的条件。
由于是历史科班出身，米鹤都试图从宏观层面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而非单纯的纪录。比如在访谈蒯大富时，蒯谈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周恩来到清华大学找他谈话，“按照他说的话整理出来，容易给人误解是周恩来在套蒯大富的话，给毛泽东提供炮弹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对话中他没这意思。”米鹤都整理后补充了一句，“这两次谈话当中，他(周恩来)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然后问蒯大富是否准确。“我说这算你的话，他认可，这样就避免了误读。”
1993年，米鹤都根据对李三友、秦晓、卜大华、董良翮等二十多位早期红卫兵领袖的访谈，写出《红卫兵这一代》一书，在香港出版。2009年，在一些老知青支持下，他重拾红卫兵研究，开始口述史写作。目前《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5册。
米鹤都坦承，文革中有污点、有争议的人往往不愿意抛头露面，劝说他们很吃力。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曾拒绝了众多约访者，米鹤都劝说他：“你蒯大富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在文革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人，你应当对历史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米鹤都的口述史工作现在已没了外部支持，全凭一己之力，最令他遗憾的是，很多人至今仍选择沉默，加上文革档案没有开放，研究与反思的深度不够。“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
受迫害者反而沉默
人物周刊：1985年那次研究你们对第三代人、对红卫兵群体，有什么样的结论和思考?
米鹤都：这代人被灌输了一种所谓的革命理想，他的人格、个性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的，内核是实现共产主义、反对封资修，做帝国主义的掘墓人。他们有着理想主义的外在，内在的是阶级斗争和解放全人类。
这代人原来的理想主义，经巨大蜕变、异化后，掺杂了很多新东西进去，但理想主义依然保留在身上，你看我现在搞这个事情，什么驱使呢?利益吗?我想不是。内心还是觉得应对历史、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有那么一点责任感而已。你看在网上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业界精英、意见领袖，很多是这一代人。另外像陈小鲁，像任志强，你让他不关心政治都不可能。关心政治是为了什么?还想着再当个什么官?出个名?显然不是。
金观涛有句名言：我们是一些残存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些其实已经变了，但相当多的这代人中还保留着那种追求精神。很多六十来岁的人早被边缘化了，但对政治仍然很有热情，五十岁以下的反而不大关心了。包括红二代这些人，有几个不关心政治?甭管左中右，这点上是共通的。当然，执著、不宽容往往是其另一方面的伴随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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