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我的女儿二林打电话问黄秘书(黄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同志谈事)：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问小黄是否知道。黄秘书完全不知道。张承先同志也不知道。我正在钓鱼台开会，也完全不知道。
我和吴德、陶鲁笳赶快开会商量，确定新市委赶快要去人。那时我们已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亲自做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的工作。
晚上，我和陶鲁笳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在会场边有个房子是室内体育馆。江青走到里屋，康生在外屋坐着，我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等一开会我就完全明白了，他讲的是假话。
我们进会场时经过一个月亮门，见到二林站在人群中，她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当时北大对工作组发生很大的争论，二林和同学们在7月20日贴出大字报，提的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人家要挖这张大字报的黑后台，我没有和她多讲话。
各大区的书记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江青主持会议。康生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这位是他的“贤内助”)。
然后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
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倾向性十分明确，富有煽动性。
我没有讲话，坐在后排，低着头想事情。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气很大：这么大的会，文革小组亲自搞，谁给你们的权力!我们是中央任命的。康生你这是做啥?!偷偷摸摸!工作组是我们派的?我感到这个人耍两面派。难道陈伯带领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也是北京市委派的?在北大，除了张承先工作组之外，实际上比这个工作组去得早的不也有一个曹轶欧的工作组吗?那又是谁派的呢?我也没有听清楚他们在会上再讲些什么。
学校两派辩论，“保”的意见多，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插话批评。下面递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
7月26日晚上接着开，仍是江青主持。
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她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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