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世纪90年代王耀庭代理陈希同案轰动一时，但“启蒙作用”有限。本世纪初，落马高官在审判时依然讲究“淡泊明志”“不跟党辩论”，不懂如何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死刑。他说：“我一直表态说不请律师。犯了罪，我负法律责任，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我年纪已近古稀，不会再给党抹黑。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我就请。”2004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的态度则是：“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
从行使辩护权的角度来看，在落马高官中，陈良宇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一方面，他和律师积极配合甚至“演戏”，另一方面他又同以前的高官一样积极认罪。此案过去5年后，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该法进一步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比如，将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提前到“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钱列阳认为，随着立法上对辩护制度的完善，能够利用辩护权来保护自己的落马官员的比例在升高，目前约占一半左右。钱列阳尤其提到了薄熙来案的重大意义，“抛开薄熙来的犯罪事实和他造成的危害不讲，控辩双方的庭上激辩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是个典型的例子”。现在，钱列阳为政府官员讲解职务犯罪的法律知识时，课堂上静得出奇，官员们都在认真记笔记。
但目前，为高官辩护仍然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有些高官“自暴自弃”，认为不管有没有律师，不管谁担任律师，审判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高子程认为，“不能因为被告人的态度，就轻易放弃被告人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之追求。律师对刑事法律的了解程度，对事实、行为性质的判断水准和准确度，要高于被告人，所以要保持独立辩护，不受被告人观点左右，也不受办案机关的观点左右。如果律师一开始就顺从被告人和办案机关，那辩护的意义就丧失了，就像医生无原则地顺从患者和家属，治疗的意义就丧失了”。
在高子程经手的案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高官案件并非“难以改变结果”——2009年，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被控受贿近2亿元，被判处死缓；而同一时间，被控受贿1亿多元的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李培英、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均被判处死刑。高子程为陈同海辩护时，调取了50多份新证据，证明其中1.5亿元受贿款有疑义，为陈同海争取到了缓刑。
王兆峰也谈到，正因为“高官案件受到各方的影响，有些环节上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有‘未审先判’的心理，觉得‘过程中的某些东西马虎点没关系’，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有时还未必有普通案件做得好。这就恰恰需要律师好好分析、甄别证据，将问题梳理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在这类案件中的发挥空间更大一些。”
其次，律师“取证难”仍然制约着他们为高官辩护。王耀庭曾说过，上世纪80年代，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律师归法院领导，享有干部身份，是占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和会见被告人的权利，那一时期堪称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但在1997年，律师法将律师由“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变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同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律师等“社会中介机构”要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律师与法院取消“身份绑定”后，律师界通称的“三难”问题开始暴露——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
造成“三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民众以“无配合义务”等为由阻碍、拒绝甚至故意刁难律师调查等等。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针对这“三难”做了细化规定，明确了相关责任人的义务，辩护律师的“三难”困境开始有所改变。律师与薄熙来会见了几十次就是一个例证。
在钱列阳看来，辩护律师就像天平一头的砝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制约公权力；而公诉人打击犯罪，好比天平另一头的砝码；中间那根轴是法院，两头的砝码互相制衡，才能达到司法公正。“2014年是我执业的第二十个年头，这20年来，让我感到特别欣喜的是，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的专业素养都在提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案要案的法庭辩论，有时就像是在开批斗会，法官、检察官集正义与力量于一身，非常亢奋。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就案论案，就法论法。无论高官还是平民，无论办案人员还是辩护人员，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法律，有很强的法律意识，让法律事实更接近客观事实，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就更完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