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谈难离北上广:这里给了我们最珍贵东西(组图)

　　在机关单位里谋事，王远成也不得不考虑家乡的规则，他那篇回复在网络爆红之后，他感受到了压力，先是隐去了作者姓名，继而那条回复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适，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对于那些“逃离”者而言，产生距离感的北上广深，与小城市积弊对比下的北上广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广深。

　　专栏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难以离开》，近来在网络上也被广泛转发，引起共鸣。在何三畏看来，北京的种种“不好”，和它的“好”折抵过后，依然值得留下来。“尽管北京并非不存在不公，但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感觉到健康、向上的市场力量——按价论市，给有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让勤奋的人得到更多的报酬。房子、空气、户口也许让你的生活异常艰辛，但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你无法忽视，在这个城市里打拼，你的前景将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罗登的网友则说：“我们指着北京上海乱骂，你们不公平!你们排外!你们有准入制度!要我说，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残酷的背后，是巨大的公平!”

　　可选择的烦恼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会回上海的，哪怕会变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为我有理想。”由于牵挂母亲的病情，这样的念头还只能暂时存于王远成的内心，而像李建华那样付诸行动的也大有人在。

　　继2011年的“逃离”浪潮之后，这个马年春节前后，“重回北上广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难预料，不久之后会否形成“再次逃离”的群体性选择，并周而复始。

　　开放年代以前，中国人最后一次标志性的大规模迁徙，应该就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了。不过，知青们只能依从“伟大领袖”指引的方向，无法听命于个人意志。在那个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户籍所在地，假使无法从官方开具介绍信，必然“故土难离”，寸步难行。及至当政者需要释放更多社会活力以挽救国民经济，对工作、居住地的选择才渐渐成为可能，尽管户籍制度仍极为不公平地存在着。

　　当知青们的后辈长大成人，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与数亿农民一样，离开原乡。开始了对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过的也是选择之下的生活，这真够父母一辈暗自艳羡的——年轻一代毕竟拥有了一些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几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拥有选择权的人，就多出了一项烦恼——选择的烦恼。

　　在“知乎”那个引发热议的问题下面，一位用户以匿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巨大矛盾：“我经历了逃离北上广又逃回北上广，逃离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城市发现工作没有挑战，感觉不到自己的成长，有了不安全感，于是又逃回了，觉得自己还是想奋斗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来又是拥挤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又有点后悔了。……只能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这样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较知名的职业规划师，他觉得人的履历是一个打开再合拢的过程——你需要在年轻的时候看到足够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涯轨迹一般是20-35岁前以职业发展为核心，在大城市尝试各种可能，有机会就再往上。到了35岁前后，形成稳定的对生活的定见，然后过职业—家庭—自我的平衡选择，“你只有一日看尽长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欢“逃离”这个字眼。“对于自己内心没有方向的人，去哪里都是逃离，而对于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里都是追寻。”

　　《南方周末》曾在一期“逃离北上广”的专题中写道：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说法太过残酷。事实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生存方式，即便我们不去断言可选择的烦恼好过无可选择的烦恼，至少没必要把这一代年轻人的流动特征悲情化。

　　“和菜头”就在《迁徙为何》中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为何留下，为何离开，更多的时候是考虑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种生活。幸运的是，无论选择在哪一边，总能留下另外一边更美好的想象，人们可以靠着这个继续生活下去。”

　　人的流动本身，就孕育着活力与机遇，谁又能否认，在游子们的往返之间，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某种交融也在悄然进行?

　　请不要嘲笑年轻人的盲目和“瞎折腾”，生而为人，选择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无可指责的权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无根”的困惑。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无论超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呼唤更高明的现代城市管理艺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一种局面让人无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乡村风貌、乡土气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钢筋水泥的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