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性”变迁史:从无性文化到“性革命”(图)

　　弘扬激情崇拜：21世纪的中国，最突出的就是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文化在社会上日益彰显;结果，在商业力量的“阴谋”之下，激情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化了。198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农村青年在村口大树下，跟着最初的便携式录音机(俗称：半头砖)在跳迪斯科。那是激情崇拜。可是21世纪，都市青年要花几百元钱去体育馆里手舞足蹈地给歌星捧场，可是1990年代还可以看到的自发的“街舞”却消失了，变成了“的厅”里的收费表演。这就是消费化了。

　　性的符号化：传媒“性化”使得性被放大和被扭曲

　　中国的传媒是一个怪胎，一切西方的“传媒学”都不适用。一方面，它的最优的社会功能――舆论监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它的最劣功能――“教化人生”――却得到畸形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少了，另外一个就不得不多起来了。传媒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对于传媒来说，任何与“性”可能有关的内容，当然会成为最佳卖点。对于读者来说，在关心社会毫无意义的环境中，眼球也只能在“性”上面聚焦。二者相加，“性”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许多时候则被扭曲了。

　　可是，说来悲哀，我们中国人对于“性”究竟理解多少呢?您可以到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站上去看看，所谓“性知识”、“性教育”、“性健康”、“性福”的网站不计其数，但是其内容几乎都与社会无关，与文化无关，甚至与社会性别无关。这样的“禁区变闹市”，对于中国人对于“性”的认知水平总归是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对性的管制：公共权力的“作秀化”

　　在21世纪的中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于“性”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变化，我把它总结为“四个坚持，两个放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教育青少年”;坚持“扫黄”(针对各种情色品);坚持禁娼;但是在打击对象方面，已经放弃了对于普通人的各种一般的非婚性行为(主要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恋、一夜情等等)的追究与打击;在打击方式方面，已经放弃了“执法必严”，而是开始走向“民不举，官不究”。

　　这是21世纪中国“性”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对于“性革命”和“性化”的推动，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性革命”和“性化”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党和政府“恩典”与“赏赐”的产物。所以，基于这一事实，中国的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看，应该尚未真正成为现实。

　　获作者授权，本文摘自《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版。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主要是在连续的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性化、亲密消费、性生活的内在矛盾等。他提出“全性”(sexuality)的研究范畴，主张在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中，在情境、互动与变化中，研究其现象及意义。他还主张：“全性”与“社会性别”(gender)是相互建构的、不可分割的。在方法论方面，他基于解释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创立了“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以及“社区考察法”、“求异法”和“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等操作模式，并将它们运用于自己的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田野研究之中。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性社会学、女性身体、性工作，以及定性研究方法等。著有《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性社会学》(合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合著)，以及数十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