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李先念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政治之变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此后若干年,诸多当事人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回忆文章,而这场运动究竟如何酝酿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参与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讨的话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事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程振声特地提醒我们重温这句话,他意味深长地说,“别看就这么一句话,它可是经过三四千人反复讨论之后定下来的结论,表明已经弄清了这个历史事实,也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程振声曾在李先念身边做秘书工作10年之久,他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世时,我们曾3次去他家访问过。”此外,华国锋在中央内部会议上曾几次谈及粉碎“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也就此做过发言,传记组的工作人员都查看过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真实的历史过程也渐渐清晰: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帅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朱玉说,华国锋其实很早就与李先念熟识。当时华国锋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后期,华国锋被调到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一样,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接受组长周恩来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华国锋渐渐进入权力中心,华国锋与李先念“经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触非常多”,程振声说。在工作接触中,他们进一步明确彼此的立场和态度,“当时,李先念是愿意看到华国锋做代总理的局面的,因为权力最终还是没有落到‘四人帮’手里”。而华国锋对这位老领导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声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李先念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几个月后,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员工作的是陈锡联,而李先念与陈锡联私交甚好。陈锡联夫人王璇梅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提及,陈、李都是湖北红安人,两人的老家只相距两里路。李先念母亲的前夫姓陈,丈夫去世后又嫁到李家,说起来,与陈锡联还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王璇梅回忆,“文革”期间,李先念会经常叫上陈锡联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礼堂看电影。“我们看电影时,他们就在里面的屋子里谈。”那时同带着家属看电影的,还有华国锋、纪登奎等,“关系比较好的这几家人每次必到”。与老帅、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等都保持良好关系的李先念,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李先念与陈锡联一起守灵。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
本刊记者也曾采访过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他们回忆,当叶剑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几分钟后,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
若干年后,李先念将两人当时的秘会场面做了还原,而程振声忠实地记录下来——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我有一次还专门问过华国锋:在和李先念见面之前,是否找过叶剑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声告诉本刊记者。3个关键人物取得一致后,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华国锋在接受程振声的访问时说,与叶帅商量好计划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李先念通电话,李先念对具体的行动计划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当时全国一片“人人皆曰可杀”的气氛,包括某些“相当负责的同志”也主张枪毙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则对此持否定意见。为此事,李先念多次与邓小平、陈云商量,探讨处置方案,同时也找一些人谈话,做说服工作,强调不能开杀戒。后来他曾回忆说:当时,小平、陈云同志为考虑处置这两个反党集团成员问题几夜未睡好觉,我也是几夜未睡好。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开杀戒。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