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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米高扬49年密谈内容解密 现惊人内容(图)

www.sinoca.com 2014-01-23  党的文献



  然而,西方大国捷足先登,赶在莫斯科之前答复了南京方面。1949年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其中特别提到:“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后来发表的外交通信,其中收录有司徒雷登从中国拍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它发明司徒雷登确信苏联方面不会同意参与调停。

  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我们驻南京的大使馆,对美国如此迅速、消极的反应,都感到非常惊异。因为有许多重要的理由说明,南京政府关于调停的建议,是得到美国政府代表们认可的,故而莫斯科方面产生了疑惑。这似乎由于有人泄露了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函电而造成的,在2月3日的会谈中,米高扬向毛泽东谈到这件事,当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他记及旧事时说,当时,斯大林在1月10日的电报中,就针对南京政府的请求说,对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交换意见之事,必须严格保密。

  米高扬对毛泽东及他的同事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法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这些大国不知如何探悉苏中反对外国调停,他们不愿丢面子,就改变了态度,拒绝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米高扬将此次会谈电告莫斯科:“毛泽东全然否认这种可能,他说,因为这些重大的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往来信函,一般只有在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位翻译师暂及杰列宾同志知晓。

  上述诸人都十分可靠,他相信他们,说到已发生的事情,他宣称,英美人士早在得知我们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中将反对调停,我答道—米高扬强调:这在当时仅仅是他们的推测,然而,西方大国是在得到有关我们态度的确切消息后,才急于拒绝进行调停的。毛泽东反复说,不排除(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应是“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米高扬与周恩来和朱德会谈时,讨论过苏联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问题。2月1日,鉴于苏联大使移驻广州,周恩来请求说明这次行动的理由。顺便交代一句,在1949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使馆,1月21日中国政府将从南京迁移广州,并建议他们同样前往。各国外交代表机构的使节中,只有苏联大使遵从了这一建议。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随大使一起前往广州,外交部的小部分工作人员和苏联一些其他的机构,一直驻留南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现发表该文的作者,就是外交部驻留人员之一。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和他们的大使,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留驻南京,继续执行例行的公务。由司徒雷登任大使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数众多,机构最为庞大。他本人一直到1949年8月才离开南京。考虑到外交使团在南京的活动,特别是美国外交人员—国民党政府的最主要盟友的活动,虽然莫斯科对中共方面的倾向性到就尽人皆知,但苏联大使率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前往广州,看起来像是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极为关切的表示。外国外交官们和中国地方当局亟欲摸清此举的用意,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和推测。我们苏联外交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按公认的国际惯例,一个外国使馆应设在派驻国政府所在地,我们明白,这一回答听起来很难令人信服,但我们应依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

  大概,米高扬也是这样答复周恩来的。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及与周恩来就此问题的谈话时写道:“我解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的军事和军政活动计划问题,在会谈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毛泽东在1月30日同米高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提出:“为了确保在南京和上海地区的胜利,需把精锐的林彪部队从北平派往南部和西部以遏制国民党,使后者不能调援兵到南京、上海一带。北京周围情况复杂,要在此安营固守,需要时间。”

  在那次会谈中,毛泽东还着重指出:“共产党人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制定计划。我们准备在稍事修整和准备之后,攻占这些城市(指南京和上海—米高扬),北平事件如能和平解决,定会压缩这些部队修整和备战的时间,之所以需要时间不仅仅是为了修整,而且是为了:

  (1)争取和教育近期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几万名国民党俘虏;

  (2)整顿后勤机关,恢复被破坏的为前线服务的铁路给养线;

  (3)生产、积攒枪炮弹药。因为储备已经不多,所留武器弹药的制式不同,有美式、日式、捷克式和苏式,生产过程因之复杂化;

  (4)培训上海和南京地区的行政干部。因不能完全指望当地的干部;

  (5)筹建上海和南京的经管机关也还要时间,那里粮食紧缺,需要储备。我们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据上述情况判断,林彪在东北的军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在1949年2月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 :“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准备取而代之。”毛泽东又说:“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会谈中,曾屡次提及前几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新阶段军事行动期间,苏联对中国共产党援助的作用和形式问题。2月4日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时,这个问题得以从总体上概括。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谈及此次会谈内容时写道:“毛泽东强调,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了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援助。为此,中国共产党对联共(布)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方面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

  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适当的援助。

  从1949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到,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很难取得目前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自力更生。 毛泽东说,但事实又的确不能否定,即占苏援四分之一的贵国对东北的军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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