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求解“大城市病”
2013年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市委书记郭金龙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市长王安顺也在报告中提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中排在首位的，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坚决抓好大气污染治理，更加自觉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严控人口的思路，北京拥有中央的“尚方宝剑”。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明确，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截至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与雾霾治理类似，如何化解巨量人口及潜在流入量带来的种种问题，北京靠一己之力已难解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北京与河北已达成一项协议，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
“河北很想接收，但河北建设用地严重短缺。”郑新立为此建议河北省负责人“去把重庆的建设经验学过来”。重庆近年推出的“地票”等制度，腾出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已为多地所借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还从国土资源部获悉，2013年年中，该部曾配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着手一项调研，拟在河北选择一批具有资源承载力基础的中型城市，通过政策扶持和资源输出使其做大，用以吸纳北京市的人口和产业转移。保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城市，均有可能被列入该扶持计划。
杨保军透露，不久前，有权威部门负责人提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五个方面构想：一是在京津冀大城市群范围内重构区域功能；二是优化城市布局，改善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三是扩大生态空间；四是使用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五是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
有关调研组提出，把北京的大学、医院和博物馆等一些文化教育资源迁移到河北省，以疏散北京的城市功能。
在杨保军看来，借助北京在南城兴建新机场的契机，可以选择京津冀交界区域，设立一个“大北京特区”，或者叫“首都特区”，以特区的方式，着眼于解困北京日渐严重的大城市病，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京津冀的跨区域合作。
吴氏蓝图
提到北京城的规划，就离不开“大北京”规划概念的首倡者、92岁高龄的吴良镛。
2013年9月12日，吴良镛主持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下称“三期报告”）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等官员和一批专家到场，一起会诊京津冀区域发展问题。
吴良镛多年来一贯主张要建立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共同体”。1999年，他就呼吁北京城乡（600861,股吧）规划要改变观念，跳出“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此后十余年，他带领课题组对京津冀地区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影响北京市的规划决策。
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一期报告提出的“世界城市”、“双核心”，二期报告的“一轴三带”等观点，基本都得以落地。
三期报告延续之前的课题，针对京津冀地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又提出了诸多协调区域发展的新设想,如“四网三区”。
所谓“四网”，是指京津冀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文化发展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拟定共同政策，并付诸共同行动，实现人居环境的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四网协调”。
所谓“三区”，一是以修建北京新机场为契机，选择机场周边京津冀部分地区，共建跨界的“畿辅新区”，用以疏解北京主城区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畿辅新区”。该新区还将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目标是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
其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京津冀共建沿海经济区，参照天津滨海新区，赋予京津冀滨海地区更为积极的发展政策。
其三，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和北京昌平、怀柔、平谷，以及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计划单列于中央政府重点扶持和政策支持的特殊区域，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施长期的生态改善扶持政策。
据悉，这一“四网三区”构想，得到京津冀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回应。
谁来统筹主导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在三期报告研讨会上透露，北京市此前曾用三类指标，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评估。
其中，特别好的指标包括经济结构、人均GDP、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特别不好的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人均指标，这主要是人口增加太快所致；第三类指标是突破的指标，包括人口、用地指标。
“总结下来，如果这次修改总规不在相应的机制、策略、管制上下功夫，规划编了半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黄艳认为，应该强调规划机制本身的改革问题，最关键的就是避免规划“被部门化”的倾向。
“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在此前后，主导或参与京津冀规划的不仅有两市一省本身，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部门和有关单位也各有其主导的相关规划。
在吴良镛看来，行政部门在制定空间政策、法规和规划的过程中，有时囿于本部门之见。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基于此，《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提出，为保证规划的实施落实，京津冀在逐步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共同机构”。
“比如由国务院出面，负责协调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三期报告执笔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吴唯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共同发展，或许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在几个区之间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开发建设，“或者像美国那样，成立一个华盛顿的国家规划委员会，来统筹首都职能的正常运转和区域拓展”。
有专家指出，京津冀不同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前者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后者区域内发展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则存在两市一省的行政壁垒，且区域内发展不均衡，北京周边就是河北的贫困带。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要从更高的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认识京津冀的合作问题。他也希望由中央层面介入，协调解决京津冀跨区域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
“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朱正举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杨保军看来，京津冀区域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规划都将流于表面，开开会，说完也就拉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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