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乡”和“生态”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为城乡规划建设转型指明了新方向。
据此，北京市城市规划修订将“建立城乡统筹规划实施机制”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空间管制”作为工作重点。
具体而言，在城乡统筹方面有两件大事：一是划定城乡统筹的规划实施单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规划和管理机制；二是重点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原则和实施策略，引导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和统筹、高效、集约利用。
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方面，有三项主要内容：一是综合考虑水资源涵养、风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要素，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是通过 “绿环、绿楔、河流”等绿色生态体系将平原区划分成多个建设组团，限定城市增长边界，制定管控措施和机制，引导城乡建设集中紧凑发展，防止摊大饼；三是完善生态红线内的财政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有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两项规划修订重点，均针对当前城市发展突出问题。
北京市集体建设用地规划近于失控、城乡接合部矛盾突出的问题，已成规划部门的心头之患。北京市规划部门有关人士此前曾指出，北京市70%的外来人口，约有将近500万人住在城乡接合部“摊大饼”的地方。这些地方目前还没有被规划真正管理起来。北京市每年通过规划部门放出的用地约30平方公里，但每年为农村不合法占掉的土地却达 80平方公里。农村的人口才100多万，但农村的建设用地却跟城市的建设用地一样多。
因而，规划部门担心，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一旦放开，集体建设用地规划将面临严峻挑战。
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履行首都职能的重中之重。2013年9月，国务院领导专程到北京调研，对生态治理强调的力度非常大，提出了一系列硬性指标，尤其要求重点治理北京的燃煤、机动车尾气污染。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曾表示，未来在首都生态治理方面，除了行政措施外，法律和经济措施、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等多种措施都将跟上步伐。
跨行政区划协同布局
目前已从“学术共识”逐步转变为“社会共识”、“决策共识”的是，北京要化解自身出现的大城市病，单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需要着眼于京津冀一体化，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谋求跨区域合作。比如大气污染防治，必须由京津冀协同周边省市，共同合力，才能拿出有效措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京津冀如何实现协同发展？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曾建议，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不但要各自做好各自的城市规划，还应携起手来共同做一个区域规划。
“区域发展不能用行政区划来分割。北京自身规划好自己的‘布点’，河北、天津也要明确一些点的发展定位。”董祚继建议，统一规划好定位后，再推动产业转移以及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向相应的“点”分类转移。
在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回复中，对于实现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四项构想—
一是以交通设施为先导，促进功能、产业、人口和用地向位于交通走廊上的城镇集中；
二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加强京津冀区域北部地区水资源涵养、风沙治理、防护林建设以及南部城镇组团间重要生态廊道的保护建设；
三是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与城镇体系的对接，共建产业功能区和区域新城，推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四是推动北京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地区辐射，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
在黄艳看来，区域统筹需要规划先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交通引导和生态规划，促成京津冀城市群向协同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方向发展。有迹象表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订还将面临一些需要跨越的难题。早在2011年，北京市规划部门就曾传出“将于2013年重新修编城市总体规划”，但随后又进行了辟谣。显然，“规划重修”是一个敏感话题。
据北京市政府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总规修改细则仍在讨论之中，“各个方向、各个层级的人以及利益相关的人，认识都不一样，提出的修改方向也不一样”。
但目前已经达成的一项共识是，2014年将是北京城市规划修编的转折之年。新一轮的总规修编更重要的是面向政策、体现公众的真实需求。不但要听取市直属部门、区县、乡镇的意见，还要让社会公众有机会参与，“因此，时间实际上已非常紧张”。
筹谋京津冀共同体
由于人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超载，着眼2020年的现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将面临调整修改。
与此同时，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也在两市一省和有关部门的力推之下，日渐深入。
比如，为治理雾霾，国务院六部委2013年9月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如今，这已是京津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配合执行的任务。
北京重修规划，京津冀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北京减负。
“北京自己是很难解决自身问题的，它的出路在于区域协作，就是所谓的‘大北京’。”曾影响北京上一轮城市规划的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
为此，吴良镛领衔的课题组拿出包括“畿辅新区”在内的“四网三区”蓝图。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也提出跨界的“首都特区”的大胆设想。
对这些学界构想，地方决策者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也寄望于中央层面更高层次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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