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最高三人团”里，其实按照革命和军队资历，南萍和陈励耘都远不如熊应堂。南萍比熊应堂小6岁，参加革命和入党要晚9年。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南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才被晋升为少将。而熊则是55年就被授予少将军衔了。至于陈励耘则在55年时仅被授予上校，62年时才被晋升大校，简直与熊不能同日而语。
但文革的爆发，不仅突然使南萍、陈励耘成了浙江的最高负责人，也在政治地位上超越了熊应堂。南、陈二人分任浙江省的一二把手，并同时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南萍当选中央委员、陈励耘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与南、陈二人对政治的热衷和精明有所区别的是，南、陈都是政工干部出身，而熊是军事干部出身。与风头正旺的南、陈二人相比，熊应堂自认是“一介武夫”。
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两次接见浙江省主要负责人，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熊应堂两次均参加，但谈话很少涉及熊应堂。毛泽东主要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批评陈励耘多些。不久，“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给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九一三事件”后，浙江被中央认定是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最高三人团”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再次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遵照毛泽东“首先解决敌我问题”的指示，周恩来代表中央把陈励耘划入“林彪死党”，属于敌我问题，把南萍、熊应堂定性为犯了严重错误。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同时，中央发文件指出：“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南萍、熊应堂两同志上了贼船、陷的很深”。文件下发的同时，等于是宣告免去了南萍、熊应堂两人在浙江的一切职务。
在对待南萍和熊应堂的问题上，许世友认为两个人虽然都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但程度不同。南萍是自觉自愿上的贼船。而”熊应堂则是被陈励耘等人拉上贼船的。许世友代表组织找熊应堂说：“表面看你得罪人多，坏事是他们干得多。他们是导演，你是演员。你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成功了，也不会要你这个大老粗。错了就改，好好检讨，彻底交代，我们还可以给你讲话。”
熊随即遭到隔离审查，但审查了几年，依旧是“犯有严重错误”，但也没有个象样的结论。不久，经中央批准，暂时恢复工作，发配至四川搞国防建设。熊在离开浙江的领导岗位后，由于其参加革命资历比较深，不属于文革期间的政治“暴发户”。按照当时中央的要求，在军队的生活待遇并未取消，都得到了保留。因此，他坐落在杭州清波门外、省军区一侧的官邸也并没有人去楼空。熊夫人随熊应堂去了四川。他的两个孪生儿子熊紫平、熊北平继续住在那里。那是单独一栋两层小楼，在西湖边，就像小别墅一样，外面围着一圈围墙。
二熊年幼时随父亲在上海长大，熊应堂军务繁忙，加上本身文化程度不高，根本无暇照顾和教育这两个宝贝儿子，家务基本由熊夫人管理。由于母亲的溺爱，逐渐养成了二熊娇生惯养、为所欲为的公子脾气。在学校念书期间，二熊就经常打骂同学和老师，还有扒窃行为，但学校师生慑于二熊的淫威，均敢怒不敢言。
尽管二熊恶名在外，但毕业后照样跟大多数高干子弟一样，进了部队参了军。在那个年代，参军无疑是在政治上镀金的必要阶段。由于是熊司令的儿子，二熊在部队期间几乎也是无人敢于管理，兄弟俩经常酗酒闹事、违反军纪，有恃无恐。哥哥熊北平甚至在部队服役期间就强行奸污了一个女战士。
退役后，二熊分别进入杭州市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市锅炉厂当工人。据与熊紫平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回忆，熊紫平在厂里也是无法无天，他进厂后没有一天是不迟到、不早退的。他上班只有四件事：吃饭、睡觉、耍流氓、搞破坏。还多次险些造成重大生产事故。同车间的工人纷纷议论“恶熊闯进瓜田瓜遭殃，闯进工厂人遭殃”。
后来确认的事实表明，从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的这四年间里，熊紫平、熊北平纠结马少华，钱永明等14人，先后将140余名女青年骗至熊家，其中66人被奸污，20人遭猥亵，内有在校学生、青年女工、教师甚至现役女军人。仅熊北平、熊紫平两人就强奸、轮奸女青年47名，裸体取乐、猥亵10名。在这伙人里，除了二熊是高干子弟外，还有一位是当时浙江省公安局副局长的一个儿子，其余则都是社会上的流氓。
由于熊家是独院住宅，又地处省军区一则，外有围墙，还有战士站岗。一般外人很难联想到这里居然是这伙犯罪分子的淫窝。二熊等人经常在南山路、清波公园等地，以“谈恋爱”“介绍工作”“看电视”“举办音乐会”等借口，勾引，劫持妇女到熊家，然后进行犯罪活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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