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和中英、中法间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约定，清廷于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下诏正式弛禁天主教，和天主教同源的新教各教派也同时利益均沾，从而结束了自康熙朝起，长达120年的教禁，但由于传统观念和历史惯性，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即便在进入很早、基础较深厚的华南，甚至开放程度最高的广州，普通中国人信教也会遭到周围同胞的孤立、歧视，士大夫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伦敦布道会记载，他们在上海九年才发展了21个中国信徒）。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各派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笔记、报道中谈及传教之艰难，他们不得不采用诸如免费医疗、甚至给信教者并参加教会工作者提供工资等办法拓展信众，如后来做到美国政府驻华首席代表的伯驾（Peter Parker），当时就是住在广州的“医疗传教士”。其中一些较有胆识和创意者，则另辟蹊径，借鉴华南盛行的地下社团方式，试图向内地、向社会底层扩展，如著名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新教荷兰布道会），在1844年开始建立“汉会”，通过这个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以中国人向中国人布道的团体，向南中国各内地城乡扩张，汉会自己在香港公布的报告称，1845年该会有会众210人，1849年有1800人，在两广地区1846年起就有13个“会”，其中广东7个（广州、肇庆、潮州、韶州、高州、廉州、雷州），广西6个（桂林、柳州、梧州、浔洲、南宁、太平）。
最早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是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51年3月的报道，这引发了各派基督教传教士的浓厚兴趣。5月23日该报援引传闻，称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明朝后裔，信奉基督教，正在所到之处大肆破坏偶像和寺庙，并评述称“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可靠性，但也不排除清廷构陷可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会被普遍认为是汉奸”。当时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W.Wiliams）主办的澳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基督教色彩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研究，并根据内地信徒的道听途说，作出“造反者可能是‘汉会’信徒”的结论。
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汉会”的秘密社团色彩，及其在广西、广东的活跃，但这一结论并不确切：上帝会的基督教渊源，是《劝世良言》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前者系中国籍信徒梁发所编，梁发受洗于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后者系伦敦传道会教士，属于新教公理宗，后者则是新教浸信会教士，并和梁发等联合创办过中国本土化教会“广东施蘸圣会”，事实上别出心裁的上帝教如果硬要和基督教“攀亲”，则应牵扯到上述两个历史悠久、偏新教保守派的教会。不过太平军中的确有一些“汉会”信徒，如本属天地会系统、生前最高做到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和后期封为顾王、东方主帅的吴如孝，应该都加入过“汉会”。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壮大和向中国腹地蔓延，饱受中国社会排斥、封闭之苦的西方传教士对这个“基督教运动”逐渐寄托了越来越大的希望，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
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较准确的信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1852年10月6日曾致书新教华人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首次证实了洪秀全曾在自己教会学习的历史（1846年），他在此后发表于前述英文报刊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的一系列文章，指出上帝会使用的《圣经》不是郭士立译本，上帝会不是“汉会”分支等。但最初这位“洪秀全老师”的身份受到同行质疑（罗孝全脾气古怪，当时和浸信会关系紧张），1854年7月随英国使团访问天京的英政府翻译密迪乐（Thomas Thaylor Meadows）甚至在亲耳听到太平天国官员郑重其事寻找“罗孝全罗先生”时，误认为对方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因为太平天国和当时许多清方官员一样，把英国和美国混为一谈，将罗孝全说成英国人。
1853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逃到香港，受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Griffith John）、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著名汉学家，号墨海老人，儿子是后来在太平天国外交史上名气不小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这些人向熟知太平天国、尤其上帝会内情的洪仁玕了解了许多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真实情况，由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口述整理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Kwang –sio Insurrection），成为太平天国前期西方了解上帝教和太平军的“敲门砖”。
正如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所言，当传教士们知道那些造反者竟然是基督徒，“兴奋便无法遏制”，因为他们不免要憧憬“造反对推广福音可能的便利之处”。
在得知上帝会的“新教属性”后，新教各派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英国传教士觉士（Josiah Cox）将太平天国比作“出现的曙光”，《中国传教志》（Chinese evangelization的机关报The Chinese Missionary Gleaner）预言太平军“将最终成为使徒时代后最伟大事业的先驱”；罗孝全更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将“推动中国清除偶像崇拜，实现对外开放，令基督福音传遍全国”。英国圣公会教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Rev.George Smith）1854年新年祝辞曾为太平天国运动祈福，更当众称赞洪秀全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和领导气魄”，并“成功地让革命成为伟大的信仰运动，而非政治暴乱”。
这种“单相思”的高潮，是1853年6月13日，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折腾了3次，将一封据称系洪秀全亲笔信的东西，千里迢迢送给了广州的罗孝全。这封信的发出日期是癸好三年二月十六日，也就是1853年3月21日，3月19日，太平天国刚刚攻破南京，几天后的29日，洪秀全才进驻南京城，也就是说，他人还没进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送出这封信，不仅如此，信中称呼罗孝全“尊兄”，自称“愚弟”，实在客气到家。这封信在广州外国传教士中辗转，许多传教士因此受到鼓舞，认为太平天国欢迎、需要他们去“传播福音”。
1853年6月4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乘坐帆船抵达镇江，拜会了镇江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留下了一些传教手册，并带回罗大纲致上海英国官员的公函（他也被误认为英国人）。戴作士和太平军一起进行了礼拜和祈祷，回到上海后对太平天国作出较积极评价，激发了更多传教士的热情。
然而自1853年英国公使文翰（Bonham.S.G）于4月下旬访问天京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M.de Bourboulon）和美国公使马沙利（H.Marshall）相继抵达，获得了大量太平天国宗教的直接信息，包括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太平天国印书。1854年麦华陀-小包令（Lowin Bowrin，新任驻华公使老包令John Bowrin的儿子）使团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在内的问题，太平天国“闭户三日”作答，并反问了50个问题，许多都涉及宗教，在这则历史性问答中，太平天国勾勒了一个有形的上帝——身材高大，长着红胡须，穿着黑龙袍，否定了三位一体，认为上帝是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子格而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还有洪秀全等若干亲生子，上帝和耶稣还有各自的配偶“天妈天嫂”，“圣神风”即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一格，而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萧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特权，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圣旨”，在太平天国享有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1854年6月14日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Mclane）《访问太平天国报告》中的一句话，反映了和太平天国亲密接触后官方人士对上帝教的看法：“他们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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