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市级医院中,医生和护士正在为孕妇进行计生检查。供图/CFP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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