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婚手续，四处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不像人才市场，可以在报纸上、网上发个招聘信息。”作为“原配丈夫”，郑彤有点尴尬，“涉及男方的声誉，身边的朋友肯定不行。”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以1万多元的酬金，找到了一位愿意做“假丈夫”的男子。郑彤出面，将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后果都说清楚。对方很理解夫妻俩的不容易。只因为没结过婚，他并不清楚“一个小孩的意义有多大”。
郑彤陪着该男子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负责计生工作的大姐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离婚”。但她说了句话：“你(指该男子)平时也不怎么会干事儿，但这次做了件好事儿。”大姐痛快地盖了章。这句话让郑彤觉得暖暖的。
结婚证顺利地拿下来了，到区里计生委办二胎申请的时候，卡了壳。
做体检的时候，吴怡被发现已经怀孕。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直接判断出这是钻法规空子的“假结婚”。并当场告诉吴怡，她这种造假情况，今年已经遇到三起，不久前刚有一位妇女被劝做了引产。
郑彤觉得之所以被怀疑，主要是因为离婚和结婚之间的间隔较短，妻子又已经怀孕了一段时间。“时间太仓促。”他分析，“至少也证明，我们不是早有预谋的。”
事情败露后，计生委拒绝了二胎申请。那一天，郑彤接到计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把申报材料领回去，并自行带吴怡去做人工流产，“这个事儿就既往不咎了”。
他第一反应是不屑。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的，除非走法律程序起诉自己，可也没有明确的证据和理由啊。所以，过了一个星期，他根本就没理这茬儿。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郑彤的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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