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9日，开会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
在中共历史上，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王明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直至1943年9月9日，才开始对王明路线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这一天，中共中央开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1年初，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同年1月至9月间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莫斯科，博古（秦邦宪）成为临时中央总书记，此后他充当王明代理人的角色，继续推行“左”倾路线。毛泽东被剥夺了军队的领导权。 1933年，王明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月， 遵义会议终止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
1937年抗战统一战线建立后，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央统战部长，在抗战初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1943年9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次举行会议，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这三次会议对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路线在中央的主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直至1962 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未受到任何严重挑战。
1945年9月9日，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于谈话中说了句著名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经过长达8年浴血抗战的中国民众强烈渴望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一心想打内战的蒋介石近10天之内即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表示对和平的诚意，全然不顾个人生命安危，于8月28日下午飞抵山城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举世瞩目、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和谈虽然危机四伏，但毛泽东除忙于谈判事宜、接受采访、出席各种联欢会与宴会外，还频频会访国民党的诸多政要，各党派民主人士及文化界、艺术界的宿旧名流等。
9月9日这天，毛泽东在红岩村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于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成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均系深得毛泽东推崇的良师益友。
当谈到郭沫诺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并且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且耐人寻味的着名话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颇富哲理，以至被后人常常引为至理名言而指导人生中的诸多事宜。这一天，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块瑞士产的欧米茄手表。过去不愿戴手表而只揣怀表的毛泽东马上把礼品戴在腕上。此后30余年里，表虽然一再修过并换过多次表带，毛泽东却一直戴着它，直至去世。
与诗友的会见，启发了毛泽东要用诗词赠给重庆谈判和未来中国的想法。10月7日，毛泽东将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题写在给柳亚子的纪念册上：“……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当天，此诗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立即轰动政坛并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这个9月9日，还是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9时整，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下令，将日军降书交付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阅读签字。这标志着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及其军队为中流砥柱的中国抗战，胜利结束了。
1948年9月9日前后，在西柏坡主持召开自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确立新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它是抗战胜利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的中央会议，也是自1947 年3 月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战略任务以及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一是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二是制定了进行战略决战的正确部署。会议重申了城南庄会议的计划，即在战争的第三年，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百分之八十，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三是规定了加强纪律性与健全党委制度的措施。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强调了加强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出伟大号召：“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后，党中央于9 月20 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会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四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作了深刻论述：“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按照九月会议的战略部署，华东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指示，于9 月16日开始全面展开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一举攻克济南。这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了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这样，就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此，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减。……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英明预见已如期实现。九月会议之后，从济南序幕之战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一个有机的战局整体，它们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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