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对一代伟人毛泽东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他的生命定格于1976年的这一天，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
这一个个“9月9日”，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伟人波澜壮阔一生的大致轨迹。从投身革命至1949年9月9日前后，是他参与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成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到1965年9月9日的一系列“9月9日”，则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再到逝世的诸多9月9日时间串里，当是他着重于巩固政权而搞了“文革”，当然其中仍穿插着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也正是这天，遭遇了唯一一次被捕，后机智逃脱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天，是毛泽东开始走上军事家征程的日子。
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9月9日，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段开始发动。11日，起义军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进入湖南境内，会合平江、浏阳地区的起义农民，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
毛泽东根据客观形势做出了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29日，起义部队1000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
就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还遭遇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清乡队抓住，在押送去团防局准备处死的路上，侥幸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1928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与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一条路漫长、曲折，充满艰难险阻。
这一条路让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及至1945年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已阔别城市18年。
“文革”中，红卫兵们曾要求将“建军节”改为9月9日。他们的理由是：秋收起义是以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为主的暴动，比单纯由国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暴动的南昌起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1930年9月9日，中共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随后诞生了“毛主席”。这个称呼，直至被爱戴尊称到永远
妇孺皆知，不仅中国人民而且世界人民都尊称毛泽东为“毛主席”（Chairman Mao）。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是毛泽东。因此，通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是毛泽东。从此才有了“毛主席”这个称呼。
此次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1931年12月，周恩来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0年9月9日中共中央的会议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把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联系在了一起。从此，这三位现代中国的伟人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了46年，直至1976年在同一年里相继逝世。
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却密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另立中央
中央毛尔盖会议后，1935 年8 月底，右路军（中央红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于8 月24 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
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看到自己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精良，便准备解决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自己做党的主席。
他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为此，9月9日，张国焘给与右路军在一起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发了份密电。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文。
他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红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等人参加会议。
毛泽东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张国焘依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大学一部，于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12 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他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
这样，毛泽东提议召开并起了主导作用的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它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
这一天，堪称毛泽东政治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朱德后来也回忆称，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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