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老赵从ATM里取到了张隆升汇来车票钱和300元酬劳,跟老胡平分了这笔所得。这也是此后他们大部分任务的酬劳标准——每送一名朝鲜人上车,他们只能挣到150元。老胡一直对如此低的酬劳非常不满,但老赵总是劝他知足。
此后三个月时间里,他们那毫不起眼的住处就像谍战电影中的“安全屋”一样,成为近百名朝鲜人的中转地——一对刚越过图们江的衣衫褴褛的吸毒父子;三位曾经在延吉做过色情视频服务的年轻姑娘;一名在中国做生意失利后不堪忍受国内刑罚,从囚车上跳车逃跑的朝鲜商社职员;已经有亲戚去了韩国的普通夫妻……
从东北到昆明
通过无人知晓的渠道,张隆升早已获得这些人的偷渡信息。在他的安排下,有人会带着他们在约定的时候——通常是夜晚,出现在老胡指定的地点。老胡喜欢把地点定在延吉市某些政府办公楼的大门外,“这样的地方晚上很少有人”,他说有助于自己“一眼就看到客人”。
老胡只见过一次把“客人”带来的带路人。那是一位年轻瘦小的朝鲜男子。因为时间仓促,张隆升在这次行动中需要老胡把酬劳现场交给对方。拿到6000元钱后,男子带着老胡穿过马路,在一条小巷里把躲在暗处的三位朝鲜姑娘交给了他,然后转身离去。“我听得出他的朝鲜口音”,老胡说。他很羡慕男子的高收入,但想到对方所冒的风险,他也觉得理所当然。而张隆升也暗示过他,这笔钱还需要“打点”朝鲜那边的其他人。
老胡估计他跟老赵大概送走了90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的最终去向。少有的例外是,有几名朝鲜人曾从韩国给他打来过致谢电话。
在挣钱野心的驱使下,朴正勇认领了另一项劳苦又危险的任务:长途运输。为了提高回报率,他会等自己的“安全屋”挤进七、八名朝鲜人后才出发。他能事先领到活动经费——每名朝鲜人2000元,扣除沿途的交通食宿之类的开销后,剩下的钱就是他的报酬。每个客人能为他带来上千元收入。
多数时候,朴正勇会带人从延吉出发,先乘近十个小时的大客车赶到沈阳,找小旅店休息一晚后,再登上耗时两天多的卧铺大巴车直奔昆明。但他有时需要按照张隆升的指令,独自去沈阳、郑州接上客人后转车赶赴昆明。
漫长路途中,两块钱一个的面包,一块钱一瓶矿泉水,就是这支沉默队伍的唯一食物。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朴正勇要求“客人”路上不要说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交警检查超载情况、汽车发生故障、糟糕天气导致的交通管制,乃至“客人”晕车呕吐,都会让朴正勇紧张不已。
他的神经始终绷紧,每天跟张隆升通上数十个电话,随时报告车程情况。当车驶进昆明客车站,他就大功告成,可以下车离去了。他甚至不用管车上的“客人”——张隆升的手下早已等候多时了。
那边现在怎样了?
郑金素一家正等着即将到来的分别时刻。
跟三年前的妹妹、妹夫一样,郑金素将在延吉坐上长途大巴,在朴正勇这类“业务员”的带领下奔向云南。在昆明下车后,有人会带她在出租房、小旅社里短暂藏匿,也可能会让她登上另一辆长途客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再穿行十小时,到达与缅甸、老挝有近千公里边境线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省一位前边防系统人士称,大约从2000年开始,该省涉及朝鲜偷渡者的案件就逐年增加,偷渡者大多以昆明为中转站,乘车到西双版纳、临沧等边境地区后非法出境。而西双版纳是最容易被选择的出境地点。
从西双版纳首府景洪市出发,三个多小时车程就能到达毗邻缅甸的边境小镇——勐海县打洛镇。这里有隐于茂密山林中的36.5公里国境线。
在一些像张隆升和他们的上线——某个韩国组织的协调下,无论到哪里,他们的客人都有人负责接应,并带着他们赶赴下一站,直到安全地点——例如泰国。与蒙古一样,泰国政府未对朝鲜偷渡者实行强制遣返措施,也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
出发时间日渐临近,郑金素也渐渐担心起自己无法预测的结局。她过去从来不关心祖国,但不久前看完一则有关朝鲜局势的电视新闻后,她第一次问了李世泰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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