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生意
李世泰的计划很简单:找“朋友”把郑金素运送到云南,再伺机进入东南亚国家,最终进入韩国。
《凤凰周刊》曾披露过逃离国境的朝鲜人进入韩国的“地下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后,一路向西前往内蒙古,再从陆路穿越边境地带的茫茫戈壁草原后进入蒙古;另一条路线则是一路南下,从云南、广西边境偷渡前往东南亚国家,再辗转前往韩国。这条全程超过4000公里,横跨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偷渡路线早已隐现多年。郑金素的妹妹和妹夫正是经此路线去往韩国的。
没有合法身份、不会说汉语、不知晓路线……,多重阻碍下,所有的朝鲜偷渡者只能靠外力帮助才能成行。多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门地下生意。
李世泰有三位朋友就曾是专干这行的“生意人”。
58岁的张隆升曾是这个组织运送偷渡者团伙的老板。他现在正蹲在监狱里——因犯下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他在今年第三次被捕入狱。
至少在1998年前后,深陷“苦难的行军”中的朝鲜为张隆升带来了新的“事业”——只要将那些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朝鲜人组织偷渡出境后,他就能按人头从韩国某个组织那里收取酬劳。
在这个跨越多国的偷渡网络中,张隆升承担着最关键也是最危险一环——负责非法越境的朝鲜人在中国境内的接收、藏匿、运送等所有环节。
2001年新年,在朝鲜政府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的社论中,张隆升的“客人”却蒸蒸日上。他就像一位事业成功的老板——总是出入于宾馆饭店,随时夹在腋下的黑色钱包里装着厚厚的现金,常常张罗朋友们吃饭喝酒,然后抢着付钱结账。
李世泰不认为张隆升的大方都是出于友情。一次饭桌上,张隆升悄悄邀请李世泰加入他的事业,“只要把朝鲜客人带到指定地点就行”,他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条件。李世泰最终拒绝了邀请,他担心这门违法生意早晚会出事。
事实也是这样——大约在2004 年前后, 张隆升第一次捕了。但几个月后他就走出了看守所。李世泰猜测,当时张隆升没有被警方抓到太多证据。
没过多久,张隆升便重操旧业。危险重重的偷渡生意远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他仍然需要帮手。那些没有稳定工作,靠打工挣些微薄收入的朋友们,就成了他捕捉的对象。
业务员
其貌不扬又身材矮小的珲春农民朴正勇,在数年后成了张隆升那数目不详的手下之一。
现年近60岁朴正勇,与年迈的母亲租住在珲春一个紧挨着图们江的边境村子里。在为数不多的朋友眼里,他是个穷困潦倒而又无可救药的老酒鬼。喝了酒后,他敢吹嘘自己能用牙齿咬住铁钉,“用手把它掰弯”。
2009年7月,朴正勇接到了张隆升的邀请电话,成了张隆升偷渡团伙中的一员。收到张隆升汇来的一笔钱后,他很快在延吉租下一套房子,兴奋地期待着自己的“美好钱程”。
两年后,李世泰的朋友老胡,也无意间被拉进了这个网络。2011年春节后,他寄宿延吉的朋友“老赵”一处闲置的屋里。而老赵已接受了张隆升的邀请,为了办事方便,他说服了老胡。
身为老板的张隆升几乎都呆在北京、沈阳两地。他极少露面,没人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但很明显他是位组织偷渡的老手——韩国的组织为他提供着稳定的资金,他有源源不断的客源,通过电话就能调动手下人完成“客人”的接送任务。他同时有好几部手机,而每个号码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更换。
朴正勇跟老胡、老赵就像两处孤立的据点,他们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只要张隆升打来电话,他们就有活可干了——每一个电话,都是一单接送朝鲜人的买卖。
老胡、老赵住在延吉市一片长有杂草的居民区中,距离汽车站只有几分钟车程。他们的任务也很简单——把朝鲜人接到家里藏匿,再把他们带到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
2011年3月的一天上午,老赵第一次带来了“客人”——两位三十多岁,穿着像当地年轻女性一样时尚的朝鲜女人。她们已经在延吉的亲戚家里躲藏了一段时间。
当晚,老赵、老胡带着她们乘出租车到延吉客运站,随后帮她们买好了去往沈阳的长途客车票。客车驶出车站后,老赵打电话告知了张隆升车牌号码,预计到达时间,还把司机的手机号码也告诉了他。在张隆升掌控的网络里,会有别人来跟进这辆车的行踪。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