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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市民家谱记载其先祖曾找到建文帝(组图)

www.sinoca.com 2013-12-22  现代快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

  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 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

  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

  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

  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

  潘群认为,建文帝 “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

  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

  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

  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

  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

  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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