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于绿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亲做手术，婆婆做手术，公公心肌梗死做手术——她庆幸有个弟弟，老公有个姐姐，不然夫妻俩或许都没法工作。
“我总会老去，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也是一种危险。”于绿慢慢有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
丈夫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给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环境是于绿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动机。她随后也发现，经济的独立带给了她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国生二胎的价格10万到15万人民币，但在北京给二胎孩子上户口就得二十多万，那真不如给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2012年8月，于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四十多个妈妈，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占了一半。她们大都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均为教师、医生、商人、律师等职业。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
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这是于绿眼中的中产阶级生育观。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回忆，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
在易富贤看来，最近三年来，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早已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渐成为部分城市中产或以上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跨界者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的眼中，二孩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叶还记得，1990年代初，他与一群作家从兰州出发去敦煌，车上他谈起对人口问题的思考，认为一孩政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态。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嘲笑：“中国这么落后，还希望人口多？”
多年过去，他却发现社会对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转了向。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该提案成为著名的“叶廷芳提案”。据搜狐网调查显示，近七成网民表示赞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业开始频频出现劳工荒，企业纷纷招不到工，进入2010年后，在中国传统春节的压迫下，劳工短缺现象更加明显，用工缺口日渐增大，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到手的订单。“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的论点盛行。
2011年和2012年两会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很多有关人口政策的提案议案。
由于影响深远，除了专业人士，中国人口问题还吸引了许多“跨界”研究者，成为参与度极高的全社会论题。携程网董事长梁建章就是最著名的一位。 2006年，梁建章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对比研究日韩、印度、美国等国的人口趋势后认为，年轻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
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梁建章赴日考察时，惊讶发现日本出境处填表格的地方配备了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这位商人也曾带领公司管理层拜访一家日本同行公司，会议桌两边，中国高管都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对方公司的高管却都是60岁左右的鬓发灰白的老人。
“日本二十年的经济萧条，与日本社会的老龄化密切相关。”梁建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梁建章选择频繁发言、自拍纪录片，呼吁彻底改革计划生育制度。他甚至劝商人朋友生二胎：“这算是为社会做贡献”。
2012年3月，梁建章与北大教授李建新出版《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这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梁建新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正逐渐萎缩，现行生育政策严重滞后”——这是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
广泛参与所产生的合力进一步推高了为计生政策“松绑”的呼声，甚至是一些体制内的学者也开始转向。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两人的发言，遂被解读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
“以前的政策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控制了人口。”胡鞍钢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但我们已是中等收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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