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的工作风格注重由小到大，由浅入深，不急于求成。对此，一位接近纪委的人士解读为：“小作风问题都不让犯，更何况大腐败?”
11月21日，中纪委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这是中纪委继治理公款买月饼、寄贺卡之后，对公款消费进行治理，持续反“四风”的又一次规范，被中纪委内部称之为“一个节一个节”推进至此。
此时距离春节尚有两个多月。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提前两个月下达中央精神文件，意在防止一些行业企业开始为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等礼品准备原材料甚至下单，避免浪费。这表明此类规范绝非作秀之举。通知强调“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旁边特别用括号注明：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称得上用心细致。
2013年，中纪委的工作节奏被总结为：“一年一年抓，一个节一个节抓，一件事一件事抓”。另有纪委人员形容今年中纪委的行动如铆钉般层层“钉紧”。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结束，这份5年时间表预计或即将于近期公布，或将有更加系统、细致的规定出台。
公社里的读书人
主政中纪委之前，王岐山的工作领域跨度广泛，历练颇多。从下乡务农、上书中南海农村改革，到莫干山会议，之后广东挽救金融，北京抗击“非典”，最新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同样令王收获颇多好评。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1969年元月，21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名北京知青一道，来到延安冯庄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后，据《京华时报》报道，王岐山对这段艰苦的生活仍记忆深刻：“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辘辘饥肠无从安慰，山村生活整日劳作也清寂单调，读书是当时不多的休闲方式之一，王岐山尤以此为好。王岐山所在的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至今记得王以石板为桌看理化数学，其中一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曾引起村民的特别关注。
据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曾采访习近平的文章记述，这本“外国经济方面的书”是王岐山从习近平那里“顺”来的。习近平曾和王岐山同期在陕西下乡，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时，曾在王岐山处借宿，随身携带的一本经济学书籍被王留了下来。
读书的爱好一直伴随着王岐山。出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公开称讨厌听别人讲套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他尤其偏爱历史和西方经济学。
1971年，闭馆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重新开门，亟需一批讲解员，王岐山等10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被挑中后前往西安，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工作了6 年。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2011年，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与老友们叙旧，谈起博物馆的碑林时称：“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王岐山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这一时期，王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参加当时在西安的地下读书会。在“文革”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一部分高级干部享有在此类书店买书的特权。“读书会”成员中不乏高干子弟，因此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读书会”的成员往往能接触到常人看不到的“内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葛岩当年同为“读书会”成员，“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歧山为要好的朋友。”葛岩回忆，王岐山曾约两人见面，以期化解矛盾，但未能成功。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王岐山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早在插队时就已显露，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也曾向媒体透露，彼时“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
葛岩认为，王岐山身上有一种“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之际，葛岩在其纪念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写道：“在当时西安对政治感兴趣的青年人中，王歧山是敏感政治新闻的重要来源。”
1976年，“读书会”的伙伴们就是从王岐山处首先得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于是众人到饭馆“饮酒至酣”。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的清明节，王岐山和“读书会”的朋友们就曾来到西安新城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这在“四人帮”尚掌握大权的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反革命事件”。
对话中南海的“四君子”
1979年底，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王岐山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王岐山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姚依林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大跃进”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文革”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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