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被传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不赴饭局 不收月饼

　　在广国投破产之前，中国已有“中银信”、“中农信”和“中创”等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但此三家公司所拖欠的外债均有政府出面进行偿还。因此，“窗口信用”并未随这些公司一并破产，反倒被进一步强化了。

　　“当时有种错误的想法，即海外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认为这钱是由政府担保的;而企业也认为，向政府借的钱或由政府担保的钱就可以不还。当时规则不明确，所以借和贷双方都有责任。”卢瑞华说。

　　及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加之自身的管理不善，广国投陷入了外债支付危机。其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168.23%，严重资不抵债。而另一家“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经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粤海资不抵债91.2亿港元。

　　王岐山在广东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广国投和粤海的巨额债务。两家“窗口公司”的债务，不仅远超其自身资产总额，亦在广东省政府的支付能力之外，其中广国投的债务相当于广东省政府财政收入的30%。更何况当时面临债务支付危机的窗口企业，远不止广国投和粤海两家。曾有学者估计，当时中国企业在香港的国际债务总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

　　对于王岐山而言，重新立规矩的时候到了：“由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充当负债主体和投资主体、由政府在投融资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时代，在相当的市场领域必须结束了……以地方政府为背景的‘窗口公司’融资模式，必须从体制和游戏规则上改弦更张”。

　　经过深思熟虑，广东省政府作出了广国投破产和粤海重组的决定。这个决定让国际债权人大感意外，他们原指望中国政府会为广国投和粤海全额偿付所有外债。

　　由于债务规模巨大，牵涉到130多家境外债权人，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若处置失当，中国企业的国际信用将受损，负面影响极其深远。

　　面对这一局面，一方面，王岐山采取强硬手段，向外界传递了坚定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另一方面，也积极向债权人解释广国投的信用不等同于主权信用，其“政府背景已被稀释，接近于零”。

　　1999年，广国投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境内外共有近500名债权人申报债权。此案历时4年，最终破产清偿率为12.51%。通过广国投的破产，王岐山以具体案例，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政府不再对企业债务负责。

　　而对于粤海集团，王岐山则采取了重组的策略。据其本人所述，原因就在于“粤海是境外集团公司，涉及五家上市公司，我们要考虑香港市场的稳定”，并且，粤海资不抵债的程度要小于广国投。

　　经过与境外债权人漫长的讨价还价，2000年12月，粤海公司的巨额债务实现重组。平均削债率达42.78%，重组后的资产负债比例为67%，与之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因此，这一重组项目也被《国际金融评论》评为2001年“亚洲最佳重组交易”。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广国投和粤海案只是广东所面临挑战的一部分。当时，广东省的金融机构普遍面临支付危机，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挤兑现象。

　　1999年11月，“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王岐山担任组长。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向中央银行借款380亿元，在一年时间内，对数以千计的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了停业整顿。

　　卢瑞华回忆时说道：“当时向中央借钱是一个非常果断的措施，当时朱镕基总理是支持的。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是王岐山，他是银行家，他懂得这一规则，他提出来向中央借钱，我赞成。”

　　2000年至2001年，广东省税收增加700亿元，中央的借款提前还清了。

　　“非典”疫区的“救火队长”

　　2002年，王岐山来到海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王岐山改变过去“工业立省”的思路，提出“生态立省”的规划。

　　黄江南对此颇有感触，“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一般来说都要追求GDP，追求业绩，追求产值。他呢，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他是从海南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出发。哪怕自己在任的时候业绩不那么辉煌。”

　　“这就是一个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

　　2003年4月20日，在海南上任还不到5个月的王岐山，被突然召回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一职，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次他要处理的，不再是自己所熟悉的金融事务，而是传染病疫情。此时的北京，因为“非典”病例大量激增，而人心惶惶。

　　20日这天，北京“非典”确诊病例从37例激增至339例。早在4月3日，中国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卫生部长张文康曾表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说：“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4月4日，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率先披露北京瞒报“非典”疫情，国际哗然。

　　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开了“非典”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张文康免职，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也引咎辞职。

　　王岐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被“空降”到了北京。在急赴北京的第二天，清晨8点零5分，王岐山就来到北京急救中心指挥大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站。他一语不发，只是观察。王岐山面前，是一盘危局。

　　已退休的呼吸道传染病专家朱宗涵医生，被紧急任命为北京市“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王岐山出任代市长后，朱宗涵接到了让他去市委开会的通知。会上，王岐山和众人讨论了防治“非典”的初步方案。

　　“刘淇和王岐山都强调，必须把病人死亡率尽快降下来，每天都有人死，老百姓安能不恐慌?”十年后，朱宗涵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每天都有人死”，朱宗涵并没有危言耸听。王岐山上任第九天，病例数就从339例暴增至2705例。由于恐慌，市民中已出现抢购、囤积物资的现象。在4月24日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提出：“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这是王岐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

　　他相信，透明和公开非但不会加剧恐慌，反而能够安抚人心。他将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的惯例，改为每天公布一次。因此，尽管北京感染“非典”的病例和死亡人数比此前成倍扩大，他依旧坦然：“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当时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驻华代表则评价他“喜欢说实话”。其实，王岐山与WHO官员的第一次会面，气氛并不轻松。WHO的官员对于此前北京隐瞒疫情，非常不满，提出了批评。王岐山回应道： “你不满，我比你更不满，我了解的问题比你知道的更多。但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真诚合作，一起把北京的SARS控制起来。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了，等以后再总结吧。”

　　在与WHO的合作中，中国的官员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原本是WHO媒体组提出的建议，得到了王岐山的支持。北京市政府邀请了国外的专业培训机构，对“非典”指挥部的媒体工作进行培训。此类培训在中国尚属首次，开创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在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说句实话”似乎是王岐山的口头禅。4月30日上午，王岐山出席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会后，他在接受央视半个小时的采访中，一共说了18次“说句实话”、“说实在的”。

　　在“非典”期间，他一反常态地保持高曝光率。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道，希望能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一台直播电视。这样，市民们就能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王岐山说。

　　在王岐山的指挥下，北京“非典”防治工作逐渐有了起色。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王岐山亲自拨通“非典”热线，问候留守120指挥大厅的志愿者。5月19日，北京新增确诊病例降至个位数。6月8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为零。

　　6月24日，王岐山到任第65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将北京排除出疫区名单。

　　大城市治理，并不是王岐山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后，王岐山又经历了多次身份转变，他因筹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出任北京奥委会执行主席，被人们称作“奥运市长”。2008年王岐山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主持工作。

　　2012年，王岐山再次变换了脸谱，执掌中纪委。 (实习生林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