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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专家假扮采血商人买血 买光库存全含艾滋病毒

www.sinoca.com 2013-12-02  瞭望东方周刊



  两部长联手推美沙酮诊所

  《瞭望东方周刊》:比推广安全套更有争议的举措恐怕是美沙酮维持治疗。现在,美沙酮维持治疗已成为中国在全球预防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典范,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是怎样突破阻力的?

  王陇德:针对艾滋病经吸毒途径传播,我国从2003年开始启动降低毒品危害工程,包括美沙酮维持治疗(一种治疗吸毒成瘾的方法,让吸毒者每天到特设门诊服用美沙酮口服液)和针具交换(让吸毒者把用过的注射器到特设地点换取新的注射器)。

  开始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地方的公安便衣就蹲在美沙酮诊所附近,等人出来就把他抓到强制戒毒所去。这样就没人敢进去。

  我就去找分管禁毒的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跟他讨论交流。

  我们知道,吸毒戒毒非常难,复吸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我在云南强制戒毒所就知道一个吸毒者,十八进宫,出来就吸,没办法。但美沙酮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代大毒”,而是一种治疗方法,如同高血压和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或终生维持用药治疗一样。

  在张新枫部长的支持下,公安就不再去美沙酮诊所蹲点,还把诊所的推广数量和复诊情况列入地方公安考核的内容。这样我们就推动得很快。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756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是国际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每年有20万人接受治疗,全国累计治疗384479人,在治人数为208388人。被联合国列为国际样板。

  针具交换工作在2003年开始纳入中央转移支付艾滋病防治项目。2012年全国月均有941个针具交换点开展针具交换工作,覆盖542个县(区),参加针具交换的月均人数为47103人。

  新流感之后,下次来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新流感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陇德:2003年创建网络直报系统后,其中建立了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直报系统,设立了诊断标准、处理标准、工作流程。这些年的H5N1、H1N1、H7N9,首发病例报告全是不明原因肺炎,都是这个系统发现的。

  新发的病例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很难预料会有什么新的传染病。我的观点就是,传染病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把系统建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传染病一发生,我们能立刻检出,立刻控制,不让它大范围流行,这就算尽到责任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行系统存在哪些漏洞和不足?

  王陇德:SARS之后我们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

  比如传染病诊室应该单独设立,但现在去医院看,在广东的大医院,我们看到传染病诊室就在门诊三楼,要是来一个病人,整个楼全部污染。

  我们在SARS后做防疫检查,两个专家扮作鼠疫病人,抽查了八个医疗机构,都没有认出来。其中一个县卫生院,我们的鼠疫专家说“我在草原上住的是帐篷,被跳蚤咬了,现在肿了”,再三提醒说“是不是有老鼠病啊”。

  这样医务人员才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鼠疫啊?”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说要把现场马上控制起来。还说“那你去防疫站吧”。

  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如果现在有肺鼠疫病人,跑到医院诊断不出来,那就不知传染多少人了。

  太极图构想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样的?

  王陇德:要像太极图。黑与白首尾相交,黑鱼里白眼,白鱼里有黑眼。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设立疾病控制处,疾控机构里也有医疗的单元存在,这样才能互相了解各自的工作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疾病防控应该怎样加强?

  王陇德:疾病防控按就诊和报告前后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患者感染到就诊,可能造成传播;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医疗机构就诊,能不能很快发现并控制住,这个很重要,SARS就是这个没弄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场报告,接到报告后有什么反应,主要就是在疾控系统,整个体系比较完善,接到报告后的反应很快。

  现在主要问题是在前两个阶段。

  我们的国民健康素养太低,100个人不到7个有基本的健康素养。做健康教育要投入,我们从2011年开始有健康教育专项经费。但首先是养生教材要弄好。现在养生明星很多,老百姓无所适从。国家应该建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知识库,通过媒体来传播。修改《广告法》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媒体应该承担多大的公益性宣传责任,刊登虚假广告又应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明确。

  国家、专家和媒体共同来做这样的事,然后还有教育系统。健康常识要从幼儿园教起,要从小培养,而且要树立一个观念,你的疾病不止影响你个人,拖着不治可能会影响社会。

  第二个阶段就是加强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这个,国家要拿出政策,需要编制机构、财政保障。现在国家给公共卫生的钱远远不够,不说发达国家,连印度都比不上。以前的SARS和H7N9,政府说你们先治,治了再补,但好多并没有补。医疗机构有责任做公共卫生,但应该由政府来埋单。

  如果国民健康素养和医疗机构的反应能力都提高了,加上最后的疾控机构,我们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来什么,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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