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购血检验，一夜扫光地下血站
《瞭望东方周刊》：艾滋病疫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似乎是不太正面的事情。在大筛查之前，地方政府有些怎样的艾滋病防控行动？
王陇德：从1995年卖血者大规模感染到2003年，地方官员没有采取很多行动，除了1996年有一次。
那年年初，我们鉴定中心有一位专家，他是做实验时需要艾滋病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听说当时河南有不少人感染，就装扮成商人去买艾滋病阳性者的血。
他到了河南周口，上了出租车问司机哪里能买到血，司机开着车带他去地下采血站。
血头说我这里有113袋血，你要都可以给你。
我们这个专家不知道哪袋里有艾滋病阳性的血，只是听说感染的情况比较多，就把113袋全买下回去检测。他还问血头，一个月能提供多少袋血。
血头告诉他：“我每个月能给你五万袋！”
这个专家回来以后对这113袋血做了检测---结果全部阳性。
《瞭望东方周刊》：全部？
王陇德：对！全部！
他很紧张，就来找我。我当时刚到卫生部，分管医政。采血属于医政管。我一听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就立即去找陈敏章部长报告。
当时是3月4日，正好是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陈部长就告诉我说河南代表团住在劳动大厦，他说你赶快去给河南省的领导同志汇报情况。
我马上去了劳动大厦，他们听了也非常震惊。当时我在现场，他们就派分管卫生和政法的副省长立即返回河南，当天晚上连夜出动公安，把地下血站一扫而光。
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再拖三四个月，那会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想想，113袋血全部阳性！每个月一个血头就能提供五万袋！
当时地下血站操作不规范---采血是所有血型相同的人都采在一起，混在一起离心，只要有一个人感染艾滋病，这一批血全部感染。
这个事情以后，国家用两三年时间，全面改善血站条件，装配了仪器设备，使得采供血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基本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
SARS问责大冲击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全社会恐艾，你在河南调研的感受怎样？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怎样转变的？
王陇德：我去过河南好几次，驻马店的上蔡、周口都去过，状况真是很悲惨。好多都是年轻人走了，家里就剩下老人带着孙子，当时社会恐艾，大家都害怕，甚至艾滋病重点村的农产品，比如西瓜、蔬菜都没人买，他们的生活都没有着落。
实际上，当时有的地方政府对这个是非常忌讳的。他们有种想法：这艾滋病不是没得治吗？他们又是输血感染的，这批人没几年就发病了，到时病人死了不就完了吗？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人会流动传染。
我们要了解情况，阻力也很大，这些消息当地不说。
当时卫生系统内部也有一些讨论，但总的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讲，没有当作很重要的事来研究，所以当时疫情不清，也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太好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中国这个情况有专门的报告，但这也不是一个卫生部门就能做好的事情。
后来这个事情还得益于2003年的SARS疫情，政府意识到卫生问题还会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干预。
《瞭望东方周刊》：SARS疫情流行早期，医务人员的感染死亡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当时你有恐惧吗？
王陇德：我在基层做过很长时间的管理工作，在甘肃做了12年的卫生厅厅长和副厅长。在甘肃也有过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比如鼠疫。80年代初肺鼠疫的传播比SARS厉害多了。
SARS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像医护人员抢救病人，前面抢救的被感染，后面指挥的不一定会感染。但肺鼠疫病人要是在这房子里呆过，病人走了，新进入这个房子的人还可能感染。
我在甘肃处理过好多这样的情况，所以SARS虽然当时病原体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是呼吸道传染。就呼吸道传染病来说，SARS远不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它们的再生指数是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SARS才一个人传染两三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SARS的传染性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它对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力为什么如此巨大？
王陇德：关键是我们当时的防控体系不行。我们以往采用的是苏联的控制体系，医疗和公共卫生严格分开。公共卫生就是疾病控制机构在做。
麻疹、百日咳都是靠建立免疫屏障，通过打疫苗减少易感染人群，这是防疫站在做的。而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怎么及早发现早期病人，并把病人控制在现场不让他传播。这个过程主要在医院做，但我们的医院在这方面太薄弱。
按照规定，医院有这个责任，但明确这个责任是到2004年，我们修改《传染病防治法》时加了一条，防疫机构要去医疗机构检查考核。而目前医院做得仍然很不够。
这里面有政策问题。医院到底有哪些公共卫生职责？做这样的事情，国家是否给予经费保障？责任不明确，所以医疗机构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这方面依然非常薄弱，防御系统和以前差不多。
但SARS期间建立的网络直报系统，对我们提高传染病的应对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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