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车开始是参照 “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 月12日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公务车是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文革” 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解放之初,章乃器配有一辆福特轿车,据说达赖曾经用过这辆车,后来给了他。不久之后,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汽车,章乃器的座驾便换成了一辆吉姆。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章乃器就没有专车了,只能打电话叫车,给他派的车一般是伏尔加。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县团级单位配备上海牌轿车的,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少见,省军级以上较多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上海牌轿车是建国后上海生产的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中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上海牌轿车俨然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汽车是等级的象征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经失势,但还没有彻底倒台。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问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派车方面的这种暗示,多少叫邓小平有些生气。
正是由于这种等级思想,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公务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物,何时能融入时代的主流,不再成为级别和待遇的象征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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