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先学《最高指示》。戚：（领着学《最高指示》）关：“中央文革”委托我们来了解华北局的情况。你们不是写了很多信吗?（接着问了几个群众组织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关：刘莱夫怎么样?为什么不斗他?（当汇报到张邦英是漏网分子时）
关：对，对，应该造他的反。（当汇报到三个盖子论时）
戚：三个盖子论，还有吗?矛头对准谁?
关：内蒙“无产者”与“一联”的关系怎么样?范儒生怎么样?斗他了没有?
戚：早该斗他。抄李立三的家是谁?是“红色造反团”吗?李立三的老婆斗过没有?为什么不斗她?（回答她不是我们机关的）
戚：北京斗不了?几百人斗不过李立三?在北京联合搞嘛!
5 月12日深夜，李立三的家被彻底地查抄了一遍，一些“可疑”的书信和文字材料自然是被抄走了，就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小孩玩的洋娃娃也拿去当做李立三“变修”的罪证。与此同时，造反派们公开贴出了《勒令》，“勒令”李立三“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不得任意外出”，从而彻底限制了李立三的人身自由。
5月31日，在某大学组织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挥着拳头指着李立三的鼻子责问：
李立三，你为何还不低头认罪?我没有罪。你从30年代就反党反毛主席，你还不承认?
那些错误我早就检查过了，那不是反党反毛主席。
你还嘴硬，你没有反党反毛主席，那你为何里通外国，做苏修特务?
我没有里通外国，我不是苏修特务。
1930年至1945年，你在莫斯科究竟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是去学习的。胡说，你和特务上司，你的老婆就是那时候勾结上的。
她不是特务上司……李立三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造反派把纸摊在他面前，逼他写出承认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供状。李立三毫不犹豫地挥笔写道：我完全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会把我犯的错误的性质弄得清清楚楚。
事实会证明，我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决不是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7 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称：“窃取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四十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效劳。他勾结一小撮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罪状”，一个个揪斗李立三的浪潮铺天盖地接踵而来。仅在一个月内，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造反组织召开批斗李立三的大型批斗会达14次之多。
自杀成为历史悬案
1967年6月22日，一群造反派按原计划继续对李立三进行审讯，同时通知他参加下午还将举行的批斗会。李立三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他身体不好，上午需要休息，下午的批斗会实在也不能参加。造反派做了让步，允许他上午休息，但下午的批斗会必须参加!
当天下午3点，批斗会现场早已挤满了人，但就是不见主要批斗对象李立三的身影。最后，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因故改期。
而与此同时，造反组织的“常委”们正处于焦头烂额之中，他们来往于华北局机关、二机部宿舍和北京医院之间，红色保密电话正与周恩来办公室、谢富治办公室和公安部门频频联系……直至7月4日下午，造反派不得不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毒自杀，自绝于党!同时留下遗书一封。
遗书上云：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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