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悬案:李立三“自杀”后尸体竟矮了15公分(图)

李立三与妻子李莎（资料图）

　　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一件件气壮山河的、广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策划者、组织者或参与的领导者，他就是李立三。毛泽东视为“半个朋友”的李立三、周恩来的老同学李立三。他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并被迫害“自杀”。但李立三“自杀”始终是一个悬案，成为“文革”乱世的一道不解之谜。

　　“文革”中的奇特现象：都找李立三“要材料”

　　“文革”兴起不久，中央正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李立三是八届中央委员，但是没有让他参加会议（后来得知，在应出席会议的14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26人被“决定”不让参加会议，李立三就是这26人之一）。客观地说，运动初期李立三虽然靠边站了，还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毕竟只是“死老虎”，暂时还顾不上他。那段时间，李立三每天披着个军大衣去看大字报，或是学习和批判《海瑞罢官》，批判所谓“三家村”等，这时他还发议论说， “旧社会不能没有清官和贪官之别”，“清官总比贪官好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后，他作为陪斗者参加了几次批斗会，也曾经去一位老同志家里躲了几天风，但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一次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那些造反派们的胡言乱语，看到对陶铸进行无情折磨时，他愤然离开了会场。他还公然对一些造反派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这时期，他见到一些熟人，还互相关照要经得起“考验”;对于很要好的同志，他还偷偷地议论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像苏联的1938年肃反运动，他说他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但无论怎样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活下去看吧。这年的10月份，他还按照华北局机关造反派的“勒令”，向机关群众大会再次做“系统检查”，诚恳交代和批判自己来华北局前后的所有“严重错误”。

　　到了1967年“一月风暴”，“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1月23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对他说：“你工作时间很长，据说刘少奇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你都与他在一起工作过。请你谈谈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问题也要清算。”

　　两人态度和气，意思是：好好揭发刘少奇的“罪行”，对你会“将功补过”。

　　李立三同这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作为他秘书的我有幸成为这次谈话的记录者，而这份纪录也有幸被保存下来了，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的考验面前，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原则的有力见证。

　　李立三详细地讲了安源时期、五卅运动时期、武汉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真实历史。他说，安源时期，“1922年9月，快要罢工时，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 “罢工期间刘少奇初到，认识人少，我认识人多。工人们把我保护起来，由刘少奇出面。《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唤觉，是把我与刘少奇写成一个人。”又说：“二七罢工后，主席的思想是挽弓待发之势。”这时我从安源被调走，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工人“只提出一些要求，威胁矿上，但没有罢工”，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刘少奇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说：“这段时间（半年）中，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李立三接着讲了五卅运动时期。他说，五卅运动中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调来担任总务部长（类似秘书长性质）。由我出头露面。当时工商联合会，我代表工人去的。工会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多，我做得少。“这段期间与刘少奇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第二把手。”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这段时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他指出，他在7月下旬离开了武汉去搞南昌起义，这以后就再没有和刘少奇一起工作。总之，“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有什么大问题。”

　　无论从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还是从李立三、刘少奇当时的特殊处境来看，李立三面对极端险恶的形势，勇敢而公正地为已经成为“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如此“作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迫害升级了

　　由于李立三不肯出卖自己的灵魂，他的这种“不识趣”的态度，终于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于是，从各个角落里伸出了一双双看不见的手，开始指向李立三，对他的迫害也随之开始升级。

　　首先是康生，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地烧一烧。”于此，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先后开始制造各种政治谣言，点名揪李立三。

　　接着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跳出来，编造出离奇的谎言，说李立三曾经反对，并且企图谋害过林彪。

　　1967年5月20日，在提前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黄锡章的文章：《反动电影〈燎原〉与中国的赫鲁晓夫》。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的《红旗》杂志非同小可，一旦被它点了名，被公开宣布为什么什么分子，就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其人的“死刑”。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中央文革”就要拿李立三“开刀”了!

　　造足了上述这些舆论还不算，再接着，是关锋、戚本禹这些“文革”新贵们，不惜亲自出马，破天荒地“接见”了华北局机关名为“红色造反团”的一批造反派头头，直接“指示”他们要“联合起来”跟李立三“斗”。

　　一份保存下来的纪录清楚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形———时间：1967年5月24日晚10：40至25日0：45。

　　戚（本禹）：同志们，你们等很久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今天的会怎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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