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式精英教育的缺陷: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 人才既缺又浪费
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长远的考虑,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成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受教育的劳动力
从社会准备的角度看,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尽管改革前的中国对市场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但对基本教育和普及医疗保健并不怀疑。当中国在1979年转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识字水平已经相当高,全国很多地区有良好的学校设施。在这方面,中国大陆与韩国或中国台湾的基本教育情况相差不太远。在这两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口也在抓住市场机制提供的经济机会上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受摧残科技落后几十年
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
完善而普及的基础教育是经济奇迹诞生的基础
通过社会机会,特别是基础教育,来促进经济增长,最早的例子显然是日本。人们有时会忘掉日本甚至在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时,识字率就比较欧洲高。当时日本的工业尚未开始,而欧洲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几十年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显然得一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后者为人们提供了各种社会机会。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所谓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类似的因果联系。
对教育投入资金的不足限制了教育更好的发展
我国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特别低。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15%以上,有的高达20%。而我国历年来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10%左右。我国的教育投资居于100位以后。教育经费短缺一直困惑着教育事业。《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对津巴布韦教育部长朱惠琼女士的访问记。这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预算的20%,比国防预算还高。朱惠琼说:“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技能,当缺乏这种知识和技能时,民族发展就成了‘空中楼阁’”。
影响教育公平的“阶级政策”到改革开放才改变
在扩大人民教育权利的过程中,对“人民”的概念逐渐加以区别,划分为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此外,还有一个不属人民的剥削阶级、反动分子阶层。家庭出身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它演化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政策才被摈弃。
对于知识分子的紧张状态在这一时期内始终存在
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建国前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它被视为是事关教育领导权、巩固新政权的重大问题。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冲击、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无停息。
结语:
毛泽东时代的两条教育路线,无论是他本人欣赏的大众教育还是他所反感的精英教育,都对今天中国教育和现状做出过贡献也制造了缺点。留给今天的我们丰富的遗产和不尽的挑战。今天的我们回首毛泽东时代的种种,也是为了看清我们走过的路,看清我们脚下的路,看清我们前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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