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唐慧和律师徐利平(右一)走出湖南高院。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二审当天宣判,唐慧胜诉。CFP 图
在去、今两年的劳教案拨乱反正潮中,徐利平律师代理了不少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劳教案,如“上访妈妈”唐慧案、兰州赵梅福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等。
一个个极富争议的劳教案的涌现,最终汇成了对劳教制度的批判巨流。在劳教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中,徐利平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角色,他在个案维权中批驳劳教被滥用,又在网上和媒体著文,将讨论焦点从对劳教制度的批评转入如何废改上来。
在废除劳教制度的征途中,包括徐利平在内的律师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案子多办不过来”
这一股劳教案的拨乱反正潮,风起于重庆,肇始自方洪案。 在方洪案中,徐利平只是个围观者。他虽为法院的判决鼓掌但认为仍有瑕疵,并在微博上提了一些意见。
紧接着方洪案的,是又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劳教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这次,应浦志强、斯伟江律师的邀请,徐利平成为了参与者,3人一起准备起诉状。徐利平说,两律师邀请,是因为“重庆劳教案子多,办不过来”。
重庆的被劳教者彼此之间都有些联系,徐利平说方洪比较活跃,联系广泛,很多被劳教者都是通过方洪找到了徐利平等律师。
“每次到重庆,很多被劳教者找我,忙不过来,和其他律师商量后决定做一些典型的(劳教案),如涉及言论自由方面的。”
在重庆,除了任建宇的案子,徐利平还介入了多起劳教案子,只是程度有深有浅,如黄成城、田宏鸳被劳教案。
重庆的这些劳教案,被劳教的缘由千奇百怪,如方洪是因以“一坨屎”讽刺重庆公安处理李庄,如任建宇是因转发他人微博。
徐利平对此感触很深,“王立军治下的公安局怎么这么嚣张,劳教人像割韭菜一样,一刀过去一大片。劳教一个公民太随便,无法无天。”
劳教委做出劳教决定时“随意”且简单,但被劳教者和律师们要通过法律程序“纠正”却非常艰辛。
徐利平说,在代理劳教案过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尤其是劳教所对律师会见被劳教人“设置一些阻挠、障碍”。
任建宇另一名代理律师浦志强到重庆涪陵劳教所会见任建宇时,劳教所工作人员拒绝安排,理由竟然是无法辨认律师证上北京市司法局印章的真伪。庭审时则遭遇法庭限制旁听。如法院只给了任建宇方5个旁听证,其他人员均是由官方组织旁听,“限制旁听很厉害,外面一大帮人和记者进不去。”
由于重庆被劳教者众多,又均效仿方洪、任建宇等维权,要求判令撤销原有的劳教决定,这让重庆方面感到十分棘手。
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重庆三中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徐利平说,重庆法院的这一做法等于把任建宇等被劳教者“打官司的大门关上了”,因为当事人知道劳教决定后三个月内基本都还关在劳教所里。
徐利平认为,重庆法院未正确援引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应从被释放获得自由开始起算。
劳教本为“挽救教育”
在代理众多劳教案中,徐利平更真实地感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运用劳教工具时的“得心应手”。
任建宇转发微博的情况,彭水县民警找他了解清楚后表示“没事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任建宇称,当时看到警方对他的处理是教育警告。但随后民警来找任建宇,并最终对其做出劳教决定。
同一事实,先被告知“没事”后又被“劳教”,徐利平认为,这是“一定要搞任建宇”。
而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劳教唐慧,徐利平认为是担心唐慧在当年将召开的十八大期间上访,“动机就是这个,一定要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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