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贵人”:遭遇中共史上最大冤假错案(图)

　　我没有搞“尊者讳”

　　《文化广场》：陈独秀性格豪气干云，不拘小节，他生活上的不检点给他带来很大麻烦。比如嫖娼事件可能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但您在书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是否有为尊者讳之嫌?

　　唐宝林：我以为我没有搞“尊者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胡适致汤尔和的信中已经说清：一是陈有嫖娼的毛病，二是说抓破某妓下体是谣言。而且从此以后，陈再也没有这种毛病发生。再者，这个毛病没有影响他的整个人生和伟业。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渲染和发挥。太阳有黑子，老百姓只知道太阳是红的但有黑子就可以了，专门的科学家才会去研究黑子。人无完人，世界上许多伟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正派、严肃的作者不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的。

　　《文化广场》：您在大陆版《陈独秀全传》中加入“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意即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也要负一定责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宝林：主要是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抵制得不坚决不彻底，至少他可以早些时候辞职。

　　《文化广场》：陈独秀身上明显有学者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比如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突然失踪一个多月，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恐慌起来”，甚至他的儿子陈延年都以为他死了。这是否也意味着他身上还欠缺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唐宝林：可以这么说。

　　什么造成他的悲剧

　　《文化广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是出于理论的自觉，但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则处于不自觉状况，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对他指手画脚，这是否也注定的陈独秀的悲剧命运?

　　唐宝林：陈不是理论家，他没有理论，谈不上“理论的自觉”。任何伟人都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许多先进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曾带着为民主解放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潮流。

　　大革命失败不该归罪于他

　　《文化广场》：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共产国际导演的一出戏。这里面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鲍罗廷，陈独秀是否完全居于配角地位?

　　唐宝林：最初马林提出这个策略倒是真诚的，希望通过这个策略使幼小的共产党能借(国民党)壳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鲍罗廷一来，就变了，陈独秀和共产党完全居于配角和完全服从的地位。

　　《文化广场》：国民党“清共”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您认为把责任主要推卸到陈独秀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宝林：历史的必然是主要的。主观上的失误，主要应归罪于共产国际，而不应该是多次反对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陈独秀。陈独秀自身当然也有失误，如《全传》中所说。

　　毛泽东的“贵人”

　　《文化广场》：您在书上专门陈述了陈独秀提携毛泽东的事实，这些在党史上是否曾被许多人忽视?

　　唐宝林：过去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去研究毛泽东成长之路中有没有“贵人相助”。否则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现在我讲了这个事实，也仅仅是事实，不能因此说这是陈的一大功劳。毛泽东后来的历史是由他自己负责的。

　　《文化广场》：您认为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派的原因，一是他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坚持己见，二是他呼吁党内民主，是否也包含着他因被排挤而负气的成分?

　　唐宝林：从情绪上来看，可以这样说。

　　仍有史料未被发掘

　　《文化广场》：您研究陈独秀三十余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唐宝林：契机是史洛明“贵人相助”，把我引进陈独秀后期历史研究领域。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我与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历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终于真相大白。在知情的人们心中已经昭雪。

　　《文化广场》：《陈独秀全传》无疑是一部信史，它真实地勾勒了陈独秀革命的一生、“永远反对派”的一生，您认为随着可能出现的新的史料，陈独秀这个人物还有继续挖掘的余地么?

　　唐宝林：对陈与研陈工作几十年的打压，失落的资料还会有一些。因此资料的继续挖掘和研究新成果的出现是可能的。但陈的一生的大体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