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过去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去研究毛泽东成长之路中有没有“贵人相助”。否则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现在我讲了这个事实,也仅仅是事实,不能因此说这是陈的一大功劳。……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我与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历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终于真相大白。
本文摘自:《深圳商报》2013年11月15日C03版,作者:夏和顺,原题为:《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近代史学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开始研究陈独秀,历三十余年而不辍,这部《陈独秀全传》是其心血结晶及集大成之作。
最近,《陈独秀全传》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唐宝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应该如何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如何理解陈独秀一生的几次转折等问题发表高见,并披露了自己研究陈独秀历程中难为人知的甘苦。
叫什么无所谓
《文化广场》:您的代序回顾了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历史加给陈独秀的“十宗罪”,现在看来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似乎没有“平反”的必要,不知您觉得有没道理?
唐宝林:你说的“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灌输,“荒唐”已经成为“常识”,“事实”根本看不到。所以,才需要舆论普及和当局表态。至少这十宗罪的事实要让人们知道,以后不再延续,至少在写党史和近代史、当代史时不再如此诬蔑。这是不是叫“平反”,倒是无所谓的。
《文化广场》: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您认为他的哪一个角色最为重要?
唐宝林: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还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坚守者,这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他当然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
《文化广场》:我记得胡适好像提过,要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分开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群众运动,的确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做成的。但运动总有领导。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不应该有异议。但蔡元培和胡适也发生过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首先是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这个组织基础。其次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然后是陈以《每周评论》实施精神指导。但胡适当时在上海,与他无关。所以,陈后来在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全传》841页)。这是他谦虚的说法。
但是,运动过后,很快发生政治分化。胡适和国民党的许多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都不愿意把五四的历史功绩归于陈独秀,一是因为这个历史功绩太伟大了,他们不愿意陈独秀独享。二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他们的政敌,更不愿意把功绩归于“敌方”。只有毛泽东说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实际上,没有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这个运动培养的一批“新青年”,也没有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区分”开来的说法,都是企图与陈争功,也有不愿意把此功归于共产党之意。这说明历史事实遇上政治利益,就会发生差异。我同意毛泽东的说法,但也应补充一句:蔡元培与胡适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