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关子展的相识
我与关子展的相识，很有戏剧性。
1973年我母亲去世后，我体内各种生理系统不平衡，经常生病，1976年经急诊住入我们医学院附属的广慈医院(编者注：今瑞金医院前身)。当我的病情略见好转后，就帮医生护士做些简单的工作。有一天，我到一个小房间给病人发药，一开门，我惊讶地叫道：“关院长!”“我已不再是院长了，”他说。“不，你是我们的院长，我的院长。”我答道。当时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因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时是重点打击对象。自此以后，我和关院长逐渐熟悉和接近。
我们谈医学，他问我：“你是否是好学生好医生?”
我说：“当然。”
他说：“我要问你老师……”
有时他会对护士说：“叫728(我的病床号)来看我。”当时他虽然被允许住进他领导下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带有“保护”性质，但被与外界隔离。我是医生，有些“情报渠道”，所以会告诉他一些敏感消息或道听途说的小道新闻(有时小道亦来自大道)。我尊敬他是我们学院的院长，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但这种常情却超出了“文革”的常情，大概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间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他会给予我难以想象、不可思议、出乎意料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难忘。
林昭的追悼会
我写了好几封信给关子展。第一封是1980年8月26日，然后是同年9月2日和9月26日，提出为林昭开追悼会的要求，同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重新复查林昭案件。我用外交词令暗示，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似不符实际。
如果不是关院长，其他人大概不会为“精神病”操心，因为林昭已经得到平反了。
结果在1980年12月11日，林昭追悼会在北京中国新闻社召开。与会者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大林昭的老师们，还有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林昭的同学，以及林昭在人大资料室监督劳动时遇到的刘少奇前夫人王前等，共百余人。我保留了追悼会的录音磁带和所有资料，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唁信和挽联约八十余份。
参加追悼会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全力去为林昭的“精神病”平反，“只有你能做这件事!”这是人们对我的期待。
《人民日报》报道“子弹费”
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林彪、江青集团案审判情况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由新华社总编辑穆青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其中有一段提及林昭的案件：
她(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
《人民日报》面向全世界发行，并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所以林昭的故事，特别是五分钱子弹费的故事，早在1980年代已在国外流传，我曾看到几个地方(法国等)提及。
这篇通讯发表后，上海公安局很恼怒，“肯定是林昭的那些记者同学干的(写的)!”诚然，陆拂为是林昭北大、苏南新专的两度同学。
再一次复查
1981年2月10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赵凤岱找我去谈话，他当时是复查组组长，他首先问我林昭的精神状态，“你是医生，你如何看她的精神状态?”“她去上海精神病总院鉴定过数次，但她仍关在监狱里，没有住精神病院。”我答道。赵先生是一个正派的人，后来我们彼此配合、理解甚佳。有一天，他对我说：“第一次见到你时，你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1981年3月，陈伟斯先生写了最早关于我姊姊的文章《林昭之死》，发表在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复查组组长赵先生让陈伟斯看了一房间林昭的档案，只能看，不准抄录，以一天为限。陈伟斯大概是政治系统之外、唯一看到这些档案的人。陈先生是我母亲的同志和朋友(我称他陈叔叔)，中共党员、新闻记者，也是右派分子，曾在劳改营被劳教20年。平反后，重新回到新闻界工作。
与此同时，赵先生曾多次提及“我们的院长对林昭案非常关心并直接参与”。1981年12月30日，我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判决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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