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促使我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反思。”特里尔说。在70-80年代，西方世界工党政府上台推行的扩大公有制的经济政策，“并没起什么作用，这给了我一个教训，私人企业往往比政府企业更有效。”这位政治学博士说道。
离开教职后的10年里，特里尔把时间基本都花在两本书上——毛泽东和江青的传记。“坦率说来，在我开始研究之前，我并不知道毛这么有意思。”在书里他将毛比作“一半老虎和一半猴子”：“他喜欢西游记，那是猴子部分。老虎的部分是列宁主义（武装夺权）。老虎拿到权力，但猴子并不确定该怎么用。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得再做一遍——这就是‘文革’。”
特里尔保持了这种快乐，每本书都能让他忙碌3到4年时间，尽管它们已经没有《八亿人》那样畅销。“每本书都是生命的新阶段。”他说。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被更多中国人记住。上了年纪之后，忆旧和对比恐怕已经是特里尔不能自抑的本能。2011年，他受邀到山东大学讲了两周的课。“跟1971年相比，完全是两个国家。”他说。
在毛的影子下
人物周刊：在写出《毛泽东传》之后，美国人问你的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
特里尔：学者还是老百姓？老百姓不注意毛泽东，他们没有意见，对邓小平也没有意见。学者的意见非常简单，他们还是很疑惑毛泽东和苏联的关系破裂，很多人问我这个。这些人对国际事务有所了解，他们知道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些事情，但他们仍然感到非常困惑，两个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走向了破裂。
人物周刊：你在中国接受访问或讲话时，会给自己设置一些限制吗？
特里尔：不会。
人物周刊：你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有一些删节吗？
特里尔：知道，有一点点。引言部分被拿掉了。
人物周刊：你本人认同这些妥协吗？
特里尔：我觉得为了出版，做出妥协是应该的。在介绍的那个章节里，我写到西方社会怎样看待毛的问题，编辑可能觉得不要一上来就谈这些，而是直接进入毛泽东的生活。我觉得作者应该给编辑一些改动的权限。
人物周刊：毛泽东去世将近四十年了，对其评价仍存在争议。你认为原因何在？
特里尔：毛泽东对中国现实的影响未必是直接的，而是影子式的（shadowed the situation not influenced），因为党的政策的制定需要平衡他的错误和伟大之处。
人物周刊：但是毛的错误跟现在的执政者关系已经不那么密切了。
特里尔：你说得对。但是，还有一个危险，如果你攻击毛，会有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走上当年苏联对斯大林的那种攻击的路线。而这对我们政权的合法性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文革”最基本的错误是个人崇拜
人物周刊：你觉得毛泽东有“敬畏”吗？
特里尔：他说他是无法无天的人，他只信仰自己的意愿。他曾经敬畏很多人，但都是仰望他们，然后推翻他们，然后又重新回来敬仰。包括孔子，包括他的父亲。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延伸到了刘少奇身上。60年代，毛泽东有一种非常厌恶政权的想法。当时他不愿意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不愿意跟其他国家的人握手。在刘少奇当主席后，有人称刘为“主席”，但毛泽东身边的人，或者就是他本人说：不能有两个主席。1965年，接见文化部长的时候，刘少奇就在毛旁边，但刘少奇一句话都没说。毛泽东对部长说：人民喜欢我，但是我没有继承者。我不知道刘少奇对此怎么想，但对于你的问题，当毛泽东说自己没有继承者的时候，这就是表现他没有任何敬畏。
人物周刊：毛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你至今仍感到困惑的？
特里尔：很多。比如他和杨开慧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74、75年的时候，他在江青和邓小平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一直不做决定。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我不是很认同。我很疑惑的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直在绕圈子是为了什么。我还很想知道，江青的女性魅力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为什么把莫斯科和华盛顿两方都得罪了。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但在这方面他的做法不像政治家，可能做了些对国家不利的事情。以后如果地下遇到毛泽东，我想我可以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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