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揭秘:毛泽东晚年曾考虑过让江青继位(图)

罗斯·特里尔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核心提示：还有74、75年的时候，他在江青和邓小平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一直不做决定。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我不是很认同。我很疑惑的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一直在绕圈子是为了什么。我还很想知道，江青的女性魅力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张雄  姚梧雨童  原题为：特里尔 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是影子式的

　　作者简介：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193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已出版数十部著作，其中大部分有关中国，1980年出版《毛泽东传》，被翻译成中文等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毛泽东的话题在中国大概还不会过时，特里尔的名字也将被更多中国人记住

　　罗斯 特里尔在我们会面之初就准备感慨他在2011年见到的济南与这个城市在70年代时的巨大反差，高铁，大楼，车流，他很自然地要一路说下去。似乎从这个熟悉的开头他可以轻易抓住主动权，然后说满两小时，宾主皆大欢喜。在谈话即将滑入这种模式前我不得不转移了话题。投人所好也算不得罪过，从过去特里尔（也许包括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接受采访的情况看，请他评价今昔对比一直是中国人的爱好。

　　有段时间特里尔曾宣称自己对中国已经没有太多兴趣，在他写完《毛泽东传》还有其他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之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时期，他是西方世界的亲华派；冷战结束后，他的态度反倒起了点变化。近些年他几乎年年都从波士顿飞到中国，一般他会用美国护照，有时是澳大利亚。这个拥有双重国籍的75岁作家（他名片上的头衔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精力旺盛，在学校、书店演讲、签售，“我希望了解中国在发生些什么。”他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官方数据显示，他们在2006年取得《毛泽东传》中文版版权后，这本书卖了七十多万本。如果算上此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引进版，特里尔已经至少有几百万中国读者了。

　　我做过一个试验，在人多的地方拿出这本猩红封面、印有毛泽东头像的500页厚书，引发围观的几率很大（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般不围观陌生人读书）。实际上这并非一本褒扬的传记，2012年一位台湾研究者采访特里尔时，后者主动提起毛泽东惟一的孙子毛新宇读过这本书后说，“不好。”豆瓣上50%的读者给出了4星评价（5星满分），但一些排名靠前的书评显示，中国读者对后半部分——也就是1949年后的接受度不如前半部。“49年后的部分不值得一看，”一位读者写道，他抱怨此书“津津乐道于一些鸡毛蒜皮”，“我看西方人也有立场。将毛泽东从‘神’变成‘人’就是更好？”

　　我问特里尔美国人对这本书怎么评价。“你指的是普通人吗？”他反问，“他们不关心毛。”跟中文版相比，英文版的销售状况可谓惨淡。美国亚马逊上，《Mao: A Biography》2000年后就没有再版，只有6个打分。34页近千条引用记录显示特里尔的这次写作颇下了番功夫，他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炳章认为这本书是特里尔最用心力的著作，但它在西方世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及他在1970年代的那本《八亿人》。那本书的稿费让他在波士顿买了一栋住房。

　　对中国认识的转变

　　特里尔生在澳大利亚农村，父亲是小学老师。在小学时他曾有个华人女友，这大概是他跟中国最早的渊源了。1962年在墨尔本大学拿到历史政治科学一级荣誉学位后，他获得奖学金去哈佛大学深造，并于197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1964年第一次到达中国之前，特里尔尚不知道那将是他走运的开始。他顺利地在哈佛留校任教，又作为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随员访华，见过周恩来和郭沫若，趁着尼克松访华在美国掀起的“中国热”，他用三四个月的时间赶出那本《八亿人》，这本书直到1980年代依然畅销。尼克松访华期间，因为特里尔的中国经历，电视台请他做点评嘉宾。“中国完全征服了美国人，（尼克松）随行的人个个兴高采烈。”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总体而言特里尔不算很有幽默感，但在这场20世纪的大事件面前，他没有浪费揶揄美国人的机会：“那时如果我告诉美国观众，每一个中国小孩都是天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也会深信不疑。”

　　早在60年代，特里尔便一直主张美澳应尽早与中国建交。那时候他还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对中国的革命有些同情，”尽管他不怎么相信辩证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社会阶段论很吸引他，“我想我确实相信过人类是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

　　在回忆录中，特里尔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何放弃哈佛的教职。实际上他从助教循例升到副教授，但在1978年合同期满获取终身教职的投票中落选。有人说他风头出尽，引人嫉妒；也有人认为他亲华亲共。某种程度上这也不无道理，在70年代的中国，他可以四处行走考察（有人陪同），所有人都明白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何种意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我与中国》中，依然很少看到特里尔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批评。

　　哈佛时代的终结让特里尔经历了一个特别的阶段。“很难解释，有著作的成功，也希望自由，也许也有一些（对哈佛的）不满。我开始思考，我是要做一个学院里的教授呢，还是要做一个四处旅行演讲的作者。”特里尔说，“教授最开始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但在学校里教30年，重复一套东西，我想这不是我的天性。”

　　1976年对于特里尔是个重要年份，不仅仅因为毛泽东去世。这一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特里尔跟一位中国外交官发生了争论，原因是他不认为邓是中国官方定性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你不能理解邓是反革命的话，你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那位中国外交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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