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当地方官的往事:习近平打扮土 像炊事班长

　　要做得成事，也要经得起非议

　　说千道万，地方工作还是得做事，做成事。

　　1988年刚刚调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就着手处理官员违法占地建房的棘手问题。

　　他不断权衡，如果清房可能会涉及到二三千名干部;另一方面，当时民众对这些“看得见的腐败”意见很大。

　　习近平下决心解决此问题，被他列入调查的干部多达2000多名。

　　后来有媒体问他：“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称：“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就是来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

　　梳理下来，领导人在地方基本上都称得上是改革先锋：李长春在沈阳促成了中国第一家企业破产、俞正声在烟台被称为“房改总工程师”……这也是他们能够迅速获得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做事，把握大势就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的是，汪洋在安徽铜陵以一篇《醒来，铜陵!》拉开了一场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以及随后的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等大刀阔斧改革。这些举措与1992年南巡后的大势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能遇到这样的时代节点，也不是每次都能提前把脉历史。这时，等趋势已经开始明朗，机遇也来了，就要抓得住。

　　俞正声之所以能在烟台推动住房制度改革，是因为此前国务院已经将烟台、唐山、蚌埠确定为全国房改试点城市。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俞正声曾直言，“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比放开菜价、肉价困难得多，比机构改革还困难。但是，即使困难，现在也要动手搞。”

　　但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正是从烟台开始，俞正声奠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棋局中住房制度改革领域的地位。

　　1997年，俞正声出任建设部副部长。有记者问他，“您在烟台当市长的时候就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房改，在青岛当市长的时候，又把市委市政府机关大楼给卖了，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不过连房地产专家都评价说，这是非常高明的决策，请问，这对您出任建设部部长有没有什么关系?”

　　俞正声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否认。

　　李长春推动企业破产，抓住的是一篇文章。

　　1984年，在沈阳市委常委会上，时任市长的李长春说：“我主张像这样长期亏损的企业应当倒闭。但是这个破产倒闭的办法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呢?这问题我吃不太准。”

　　在座一名市委常委看到过《瞭望》上讲对长期落后企业破产处理的文章，说：“长春同志，你不是想知道姓资还是姓社吗?《瞭望》上面好象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长春看了，正合他的胃口，就拍板起草企业破产倒闭办法。

　　只要做事，非议是避免不了的。

　　当时国家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草案成型，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首次审议时， 50名发言者中41 人反对，只有9人赞成。

　　李长春多年后回忆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辩论了，有人说‘搞什么破产’、‘破谁的产’，压力也是很大的……”

　　非议来了，不妨轻松应对。

　　《炎黄世界》杂志刊登的《习近平与农民作家贾大山》一文透露，贾大山曾用诙谐的语言勾画出习近平在正定搞改革开放的特点：“他不是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