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当地方官的往事:习近平打扮土 像炊事班长

　　这一般来自两方面，亲人或者老同志。

　　1981年，刘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副书记，走上领导岗位。她父亲专门送她一首诗，告诫她说：“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对于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散文百家》也曾记录，习近平说：“整个班子都是老同志的班子。确实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跟着学跟着走的过程。所以我说冯书记(当时正定县委书记冯国强)起了一个传帮带的作用。我们有幸在这么一段时间跟班学习。”

　　地方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锤炼领导综合能力，此时不妨形成自己的为政风格。

　　习近平在正定养成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个乡、村去考察的习惯。

　　后来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提升了这种风格，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忠县的历练也让郭金龙“特别擅长平衡和调节工作”，“好多矛盾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黄登银说。

　　在工作上，郭金龙创造的工作流程，也让大家颇为佩服：每个月初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月要干什么工作，达到什么效果，他都说得清清楚楚。半个月过去了，再开个会，问工作进展。工作效率特别高”。

　　要学会化解压力，也要扛得起压力

　　越到地方或者一线，工作越具体，跑得越多，了解得越多，面临的责任和压力越大。这当然不仅是当下地方官员的感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也曾感到“棘手”。

　　1986年，马凯出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当时全国刚好进行价格改革，政府对很多商品放松价格控制。矛盾也接踵而至，“天天同代表各种不同利益要求的人打交道，解决了一批棘手的价格矛盾，又冒出一批新的价格矛盾”。

　　问题解决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所以当时一些人称物价局为“涨价局”，另一些人则说是“压价局”。马凯自然“坐在了火山口”，也“饱尝了酸甜苦辣”。

　　马凯爱写诗，出版过数本诗集。但物价局这段日子，他几乎没有诗作问世。

　　还好，他比较豁达，只是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地方或者一线的压力，还有很多源于权力与责任的差异。上有中央政策、下有地方需求，地方官员身在其中，需要两头兼顾。确实与本地情况不符时，也要懂得积极向上争取。

　　上世纪80年代，教育资金按照中央政策，应由老百姓自己筹集。“群众对此认识不多，抵触比较大。”时任正定县南牛乡党支部书记李宗魁称。

　　中央政策肯定需要执行，但群众也需要引导。“(习近平)特别会做思想工作，各个乡镇都走到了。”李宗魁称。

　　当时正定每年要上缴征购粮食7000万斤，一些村民为了填饱肚子，到外县买山药维持生活。

　　这种情况比较敏感，少有人愿意主动向上级反映。习近平当县委书记后，责任就落在他头上。最后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才把征粮任务减下来。

　　当然，有时候，也要学会扛得起压力，在重压之下前行。

　　俞正声在青岛时，就顶着时任副总理朱镕基的“肝火”，解决青岛啤酒问题。

　　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这是朱镕基拍板“点将”，俞正声亲自率队到北京“公关”，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的结果。这是好事。

　　可惜三年后，好事变成了坏事——青岛啤酒经营不佳，朱镕基大动肝火说，青岛啤酒和龙井茶是在世界上真正叫得响的名牌，“一定要保住这两个品牌，谁砸了这个品牌，就严肃处理谁!”

　　俞正声当时面临的压力被形容为“令人心惊肉跳”。

　　权衡了三个月，最后青岛决定换将，为青岛啤酒谋了一个扭转局面的董事长，俞正声亲自传达。

　　多年后，他谈起朱镕基时称，“朱总理是好领导……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