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陈毅告诉陈小鲁：“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之后，陈小鲁也淡出运动了，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但是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转变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离开体制，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1992年陈小鲁以上校军衔转业，下海经商。
“其实，从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怀疑。”陈小鲁说。从体制内到自由之身，陈小鲁说自己是“两步走”。
1975年陈小鲁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于陈小鲁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痛苦。
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习小靳庄”。“那时我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盲从，我已经有自己的思考，对批邓很有抵触。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但是我不批还不行，否则我就变成一个反对‘批邓’的人，关照我，培养我的领导他们不都要受累嘛。”
陈小鲁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岳父一辈子在部队里，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野战军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打动了他，他体谅我的困惑。”
当年离开部队的时候，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对陈小鲁说：“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来，很多人问过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陈小鲁说：“其实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1985 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搞朝鲜战争研究，他去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朋友后来对陈小鲁说：“你怎么这么傻，杨尚昆这么问你是有意要提拔你。”陈小鲁回答： “那就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批邓’之后，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再也不说违心的话，毛主席说共产党员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那时我有所畏惧，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怕打成反革命，怕连累我的家人我的战友，这就是一种关系，迫使我说一些违心的话，办一些违心的事。”陈小鲁说。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陈小鲁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我必须要做一个独立人格的人，必须独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体制内很难实现。我不说违心的话，怎么才能不说违心的话？离开体制，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训，到了90年代，我想开了，我不当官了，按照我自己心里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陈小鲁在1992年转业。之后他下海了，商海里他涉足过多个领域。他曾担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在是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他相信在传统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权力；而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陈小鲁说自己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这也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观。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今天的陈小鲁，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宁，平静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里。
陈小鲁的这种公开道歉引来不少表扬，有人说“红二代的文革反思意义深远。”有网友表示，“陈小鲁是迄今为止就文革错误进行反省道歉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子女，值得钦佩和支持，意义十分重大。”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个人文革道歉是国家大反思的余音》。但事实上，对于陈小鲁的道歉并不是一片叫好声。
不管是颂扬声还是谩骂声，陈小鲁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我特别想跟现在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清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过大民主的形式，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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