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只有把声势壮大，得到最高层的关注，（案子）翻过来才有希望。”
“那你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起码要恢复我的名誉与公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去搞信访。”何祖华想了一会儿，补充说。
何称自己看不惯衙门作派。他曾亲眼目睹，有访民带着精心准备的材料去信访局，却只让填个表，材料一律不收。因自己的案子被卢展工批复过，信访局才答应收下。
“信访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很多人避之不及。但我的经历，一定能够将心比心，取信于民。”
自认蒙冤、利益受损、举报……每个体制内的访民上访理由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熟悉体制运作，更加克制、冷静，他们知道底线在哪儿，目标也更明确。
从官员到访民
文_尤梓
不回家。
5月14日，董超出狱见到妻子，只留下一句话。
他是要去上访。
2007年，因被控通过虚开餐饮发票贪污徐州新典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经费5.1万元，董超被江苏丰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前，他是丰县发改委纪委书记、上述公司破产组副组长。
董超不服法院判决，认为多开餐饮发票是为报销工作垫支的费用，实际只有3万元，而且检察院提交的证物——2张领取破产经费的支票是伪造的。
服刑期间，董超分别向中央纪委等部委写了共208封信，但均杳无音讯。减刑提前释放时，他才知道，所有举报信都被监狱扣留了。
这让董超心里憋了口气，决定出狱后直接去递材料。董超早已被“双开”，但他曾在体制内。
体制内的上访，不是一种新现象。
早在1968年，周恩来就专门成立了“总理亲启信办理小组”，接见到北京上访的人，干部是其中群体之一。最近落马省部级高官背后，也总能看到退休老干部上访的身影。
三类上访者
“体制内的上访多着呢”，一名在市、县、乡均工作过的官员称，只不过他们很少为外界所知。
以上访理由为标准，体制内的上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如董超这样，自认蒙冤而上访。他们人数不多，但外界了解最多的反而是他们，例如“湖南级别最大上访户”谭照华。
2003年，谭照华因受贿5万元、挪用公款4000多万元，获刑8年。但这名原湖南省物资厅厅长坚称自己无罪，此后6年间，申诉不断。
在超过40次进京申冤、写下两大箱申诉材料、从62岁变成72岁之后，2009年9月，谭照华案再审开庭。最终，昔日被称为“三湘第一贪”的“谭照华贪腐大案”，被证明是一起错案——2011年1月，湖南省高院宣布为谭照华平反：撤销原判，谭照华无罪。
谭照华并非典型的案例。这类上访中，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大多数均有瑕疵，但一方“非要有个说法”，另一方因当事人是体制内的人，判决牵涉较大而拒不松口，致使难以息访。
第二类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上访的体制内人员。2002年就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内上访者。
2007年，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吴宗明家的房子面临拆迁。由于认为拆迁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吴宗明从一个接待上访者变成了上访者。
“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上访。”吴宗明自嘲，“然而，除此之外我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感觉穷途末路的也许还有梦鸽。8月19日，梦鸽因为其子李某某案件，到公安部信访办公室上访，递交资料。此刻，她与吴宗明并无差别，只不过一个已经退休，一个仍在岗位上。
当然，体制内的上访并非总是涉及自身，也有出自公心，上访举报腐败或其他问题。这是第三类体制内的上访者。
这其中，退休老干部是主要群体。例如2011年，因为时任领导借旧城改造“侵占耕地、强拆民房”，以及存在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山东平度市原人大主任等十余名老干部集体上访。
最近落马的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也因为主政六安市期间卖掉机关大院，引发老干部不断地给省市领导和中央领导写信。
他们是怎么上访的？
与体制外的上访者不同，体制内的上访者一般否认是上访，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例如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陈玉莲。
陈玉莲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2010年，她在去找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时，在湖北省委大院门口被保安殴打。
虽然她否认自己是上访者，但找政法委副书记，陈玉莲主要是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
体制内的身份显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特权，制度面前无人例外。
但相比较而言，体制内的上访者更克制、冷静。他们熟悉体制的运转规则，知道如果过激，“接访人员或者相关单位只会把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反作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