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知青忆:毛泽东去世 知青喝酒吃肉载歌载舞

　　其后，老曾随知青潮返回梅县，又再重返农场，总没安定，据梅县知青提供的信息，老曾已逝数年，不知他享年是否过六十?

　　我们到农场已是深秋，生产队的坡地长满了金黄的菠萝，某日清晨，尚未开工，老康扯着喉咙大喊：“全连集合，有阶级敌人破坏。”大伙冲到球场集合，神情凝重，不知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老康宣布：“连队的菠萝被坏分子破坏，一定要追……”嘎然而至，我们顺老康的目光，看见广州刘知青的嘴唇红肿外翻，宛如横摆着两片肥厚的红烧肉，谁都知道是吃了未沾盐水的菠萝引起的过敏，不打自招，大家轰然大笑，老康气得头顶冒烟，大喝一声：“解散”。之所以不再追查，因为刘知青是铁路工人子弟，老子不反动，儿亦不混蛋。

　　除了开荒种橡胶，就是植保了，要给橡胶林砍坝、补苗、施肥、锄草、除虫等工作，到林段后，各班都派一人负责找木薯，烤熟，供大伙休息吃。海南木薯无毒，个头大，可以生吃，亦可烤、可炒、可煮，清甜松软，且十分粗生，农场职工家属把木薯杆插入地作篱笆，即可生长，一举两得，只有黎族同胞小规模成片种植，黎胞木薯必然成为我们的目标。刘知青往往自告奋勇承揽烤木薯的任务，他凭气力与胆量，连拔带扛，跑回林段，从未失手，可每回烤熟了，他总是自己吃饱了，才满嘴乌黑地招呼我们。可见此乃是“偷吃从不用抹嘴”的典范。

　　知青到农场之前，各队已有小学，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却、却奇的却，”莫明其妙，弄了大半天才明白，学生们在读“学、学习的学”，呜呼哀哉。知青的到来，相继被安排做老师，情况大为改观。指导员的儿子十分顽皮淘气，厌烦读书，每天，他母亲死推硬拉，边打边骂：“不上学就去放牛，”他又哭又嚎：“我情愿放牛”，天天如此，成生产队一景。我与小学老师广州梁知青同住，看到他以“减法做应用题”的作业：要不就是“昨天，伙房分了五块猪肉，我偷吃了三块”，再做就是:“昨天生产队失火，烧了三间茅房，”从无好言。司务长的儿子乖巧听话，他端端正正地写道：“飞来五架敌机，解放军叔叔击落四架，剩下一架逃跑了”。我们比他俩年长十年左右，如今他们也快五十了吧!

　　知青们上山下乡，从城市到农场、农村(尤其到海南黎苗区及云南边疆，目睹当地仍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其社会状态及生活方式与城市的落差给心理带来极其强烈的冲击与震撼，年轻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再教育，又处于当年政治环境下，多种客观原因造成的知青的各种遭遇，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更使知青们陷入绝望与迷茫，因此，知青们并没有按当年历史政策的主观意愿扎根农场或农村，更没有把农作视为职业，上山下乡长达十年，知青们仍想方设法通过招工、招生、顶职、病退等各种途径争抢回城，1980年中共中央对关于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曾作出结论，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重述。

　　我们返城之际，正值国家经济改革开放之时，注定我们步入中年之后，要面对与承受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因耽误十年青春，知青们的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初、高中学基础上踏步，且没有一技之长，使之缺乏社会竞争能力，由此所带来的困扰与生活压力倍增。正因为有了上山下乡的磨炼，我们这一代人尚能持相对平常的心态历经一次又一次的下岗失业、离岗退养等人生洗牌，放眼美好的明天。

　　四十年后的今天，年逾花甲，回首人生，更深感悟：任何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因为我们比谁都珍惜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宁。

　　籍此，向灾区的同胞转达最诚挚的问候，请你们相信：祖国人民与你们在一起共渡难关，坚强地活下去，建设更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