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
“《反洗钱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都是个案，一方面是，法律存在着漏洞，而另一方面，相关方面的沟通也有些问题。”林喆建议将银行方面人员吸收到相关的反腐工作上来，以使其实实在在地发挥监控资金流向的作用。
把小案也抓起来
有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近年来随着地方局、处级官员“裸官”数量和出逃率上升，仅依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地方低级别的官员外逃现象严重。由于缺少预警机制，事发后社会影响很坏。”
因此，中央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在10个试点省（市）展开。
事实上，在对待“失踪”官员的态度上，有些地方政府有时含煳其辞，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为“失踪”官员打掩护的情况。
例如前文提到的王昌宏，失踪数月，迟迟未被辞退。而《国家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应予辞退。”
而在发现官员“失踪”后，由于往往需要跨越国境，因此对其追捕则更为困难。
“很多时候，对出逃官员的调查和追捕都很难充分进行。”林喆说。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曾表示，贪官外逃的现实，说明中国相应的预防和惩治措施存在弊端，不仅相关制度、相关机制还有缺失，甚至法律也有缺失，且国际合作力度不够。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说，2007年后，中央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不仅要防止官员外逃，还要将逃跑的官员追捕回来。
但是，受限于中西方制度差异，中国引渡外逃官员时存在一些无法绕过的制度壁垒。
中国已于2003年12月10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而公约对于签约国引渡是有着规定的，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
目前，国际社会引渡条约主要还是通过双边谈判签订。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36个国家签署了相关协定（主要是周边国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与中国未签约。
重要的是预防
从斐济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卢万里，是成功引渡案例之一。
除了引渡之外，对于外逃官员，还有劝说、当地起诉等手段。
例如，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胡星于2007年1月9日持假护照越境逃亡新加坡后，即由相关专案组的人员劝说回来，终以贪贿4000万元判处无期徒刑。
许超凡等人在美国内华达州的受审则开创了当地起诉的先例。2009年5月，美国司法部门透露，涉嫌盗窃银行近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两名前管理者许超凡、许国俊和他们的配偶等人6日被具体量刑。他们将在美国面临8年到25年不等的刑期。他们的罪名是合谋诈骗、合谋洗钱以及合谋转运盗窃钱款等。
许超凡等人从1991年开始与前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一同盗窃中国银行资产，总额达4.83亿美元。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曾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3人在多年时间内逐渐盗窃银行资产并转移到美国。
但劝返、当地起诉的有效案例并不多。杨湘洪出逃后，即使由其妻子游捷进行劝说也毫无效果，而当地起诉的情况更是少有。因此，加紧引渡条约的签署，是追捕外逃贪官的关键。
“官员出逃后，再去引渡、劝说，十分困难，最重要的是做好出逃前的防备工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任建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他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一方面能发挥民众在反腐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充分实现监督保密监控，避免官员听到风声逃亡。“现在的问题是，网民知道，贪腐官员知道的更多。”
部分“失踪”官员名单
王雁威：
失踪前任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
2013年5月30日，王雁威出现在一个重大项目的开工动员会上，此后再未现身。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王国强：
失踪前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
2010年7月曾以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逃去美国。到美后再无消息，国内给予双开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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