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身术
研究人员对这些“失踪”官员的外逃路径有过总结。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说：绝大多数外逃贪官都是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这正印证了近年来“裸官”问题日渐严重的趋势。
2008年9月30日，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随考察团结束访问回国前夕，突然声称“腰突”病复发，需在巴黎住院治疗，此后一直未归。而在此之前，杨湘洪的女儿已与法籍温州商人结婚，并前往法国。
失踪前担任辽宁凤城市市委书记的王国强，曾计划于2010年7月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办理因私出国护照，因故未成行。2012年4月24日，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二人到美后再无消息。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曾于2006年逃亡，后于内蒙古被抓获。但其妻女均已获得绿卡，定居美国。
在已经曝光的官员外逃“谋划”中，最令舆论震惊的还数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2005年1月，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还拿公款十几次“出国考察”，安置妻子移民及为自己潜逃“踩点”。在妻子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
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于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
媒体报道，卢万里在潜逃时，用名为“张唯良”的护照跨越边境。
逃亡海外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拥有至少3个身份证和4本护照。
今年落马的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曝持有多个外国护照，其中有些用的并非真名。
目的地与中转站
潜逃官员的最佳隐匿地是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且生活条件优越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如周金伙、温玲、王国强等都是逃亡美国。在此之外，新加坡也是常见的出逃国家，如李华波、胡星等人均逃往此处。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一些官员出逃并非一步到位。
媒体报道，《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对外逃贪官去向做了归类。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
对于外逃官员来说，风险较大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虽然较中国周边国家风险较小，但当一些官员无法办理去往西方大国的证件时，也会成为他们的跳板。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外逃官员会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这两地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香港居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例如，前文提到的卢万里便是从广东经香港出逃斐济共和国。
制度建设脚步趋紧
近年来，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脚步趋紧，对主动“失踪”的官员具有针对性。
2005年1月2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对公职人员及其亲属向外转移财产实行联合监管；中央纪委部署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报备制度试点。
200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反洗钱法》，则意在监视官员账户资金的异常流动，以期防止问题官员携款潜逃。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透露，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应对“裸官”问题，2010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对子女配偶均移居国（境）外的官员加强管理。从2011年起，这类官员要特别说明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以及亲属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并未有要求。
一些地方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广东省提出子女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或重要岗位职务。
而这张由诸多部门，多项法律法规联合编制的网，还不足以完全限制住官员们的潜逃。
有官员就在立案调查期间脱身消失。例如，2012年4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协主席温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深圳市纪委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温玲出逃美国。
“在出境管理上，虽然我们有相关规定，但真实情况是审查失之宽松。应该建立起‘谁审查，谁负责’的机制，有些官员在被调查前或被调查时，就能听到风声而逃亡，这其实是信息保密不严的问题，若能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监控，应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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