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渴望戴领章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又提了一个问题:“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期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由他指挥的。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的夫人是贺龙介绍的,企图以此证明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其实,即使贺龙真的给秦基伟介绍了对象,那也是很平常的。贺龙爱兵如子,他给部下做红娘是经常的事,丝毫不能说明他们因此而有什么特殊关系。更何况,秦基伟并不是贺龙的老部下,如果在贺龙与秦基伟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曾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6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看管,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周恩来当即指示:“你们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部队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住地。将军们到了这里就恢复了自由。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时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也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接到总理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不一会,秦基伟的电话便打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7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 7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落实政策后,李成芳担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颜金生过三关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们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审查完毕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这一关比较难过,因为有的单位把老将军们打倒的那些人还在台上,解放了老将军,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成绩”。所以这些人总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拖延。最难的一关是在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4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其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前先浏览一遍。每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老将军的解放问题,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当时政治局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 “四人帮”,尤以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江青的惯用手法,是不顾事实胡搅蛮缠,硬说那是错误的,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然后再倒打一耙,指责总政的甄别结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反革命,保走资派。这样,从下午7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12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3时才结束。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田维新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些缺点错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算个什么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干部解放问题的讨论。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175位将军的解放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解放。”理由只有一句话,颜金生到文化部时间不长。其实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解放干部的一着巧棋。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田维新解释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1918年出生,1932年14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朱德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 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嘛。”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江青拉帮结伙,以“山头”度人。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经过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江青再次反对:“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区企业很多。”叶剑英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顺利过关。
迟浩田慧眼识假案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纳,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这样的案子谁敢动!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覆?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德生主任商量一下再说。”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干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 “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来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往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怎么办?”李德生问。“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胸有成竹。“哪两条?”李德生追问。“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那能拖多久?”“能拖个半年。”田维新接着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什么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起码可以拖半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田维新蛮有把握地说。就这样,这件事还真的给拖了下来。从这件事中,总政治部对迟浩田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事件过后不久,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
经过一年多艰难的工作,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全部得到解放,这里倾注着周恩来的一片心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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