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大度对待结论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将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奇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但是,他本人的大度,却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而正是在这一番反复之中,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护之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杨勇被打倒时,并没有被林彪一伙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便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也都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头上。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杨勇是田维新的老首长。田维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时,杨勇是志愿军司令员。接到周恩来的批示后,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有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指示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田维新还拿出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说:“你还要在结论上签字。”
结论作出以后,杨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陈锡联,他与杨勇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曾是刘邓大军的兵团司令员,还是并肩指挥作战的老战友。他欢迎杨勇去沈阳,并建议杨勇担任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周恩来总是这样体谅和爱护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他在批示中用“我们”而不用“你们总政”那样的字眼,主动承担了“口径严了一些”的责任。然后又用 “似乎”一词缓和批示的语气,以减轻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压力。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深知其中份量。他再次亲自跑到杨勇下榻的京西宾馆,把总理的批示给杨勇看了。杨勇还是那个态度:“我不是说没有意见吗?”田维新说:“总理说还是严了一些。”见杨勇一时没有表示,田维新又说:“我把结论放在你这儿,等你考虑成熟了以后我再来。”第二天,田维新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再次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当总政根据杨勇本人的意见修改了结论之后,杨勇看也不看便签了字。
李德生“提审”吴克华
吴克华中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打倒之后便失踪了。“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的一次会议上发问。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最后从一位干事口中才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得知了吴克华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样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李德生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即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的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和田维新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李德生说:“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来。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 对吴克华说:“吴克华同志,请坐。”吴克华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仅不敢坐,反而俯首弯腰, 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说:“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吴克华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眼见已经时过半夜,而吴克华显得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第二天再谈。吴克华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郭林祥竭力辩清白
落实干部政策开始后,有一天田维新去301医院看望郭林祥。郭林祥当时还没有解放,一见田维新,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田维新说:“你是老首长,我怎么不该来看你啊!?”抗战时期,郭林祥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时,田维新在政治部任科长。郭林祥说:“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呀!”田维新说:“你的问题还不是要总政来解决吗?”郭林祥一听话音,知道自己的问题快要解决了,便趁机申诉说:“我不该被打倒。”郭林祥少将是在成都军区第二政委的任上被打倒的,事先毫无迹象。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是湖北洪湖人,贺龙的老部下。贺龙受诬陷后,麾下的这员战将,自然而然被林彪一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但是,黄新廷没犯什么错误,林彪一伙抓不到什么把柄。黄新廷是一个硬汉子,面对林彪一伙的淫威,他一不认错,二不检讨,林彪一伙为了打倒黄新廷,便将政委郭林祥也一并打倒了。落实政策以后,黄新廷出任装甲兵司令员,郭林祥于1973年6月28日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以后调任新疆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总政治部副主任。
李达“‘四海’摆大炮”问题的真相
李达上将也是被诬参与“贺龙兵变”案而被打倒的。林彪一伙还给李达戴上了一个可怕的罪名:“贺龙兵变的前敌总指挥”。林彪一伙是以人划线的专家。他们如此恶诬李达,无非是李达曾在红二方面军给贺龙当过参谋长。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担任副手,出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具体负责全国和全军的体育事务。要打倒这样一位高级将领,林彪一伙确实煞费苦心。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李达在北京四大海—中海、南海、北海和什刹海摆上了大炮,炮口都对准着要害机关。要给李达将军落实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北京四大海的大炮问题。总政的同志明知所谓大炮问题是林彪一伙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也要去实地调查核实一下才好下结论。他们派出工作小组到四大海实地踏勘,发现那里确实放着大炮。不过那些大炮不是现代武器,而是清代的古炮。工作小组的同志回来一汇报,总政机关的首长都不禁哄堂大笑。没多久,李达重新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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