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进公安,可能身高不够,老汉儿也不让我进去。感觉我提出什么事,老汉儿都不答应。我就一直没有事干。
老汉儿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平平稳稳。去过银行坐办公室,不安逸,我还是喜欢自由一点。
可能是怕我学坏,想拴住我,2007年,干妈周红梅开了个装修公司,给我挂名经理。我心思不在那边,一年也去不到一次,也没去领过工资。
直到2008年他去司法局当局长了,我问,现在我可以搞网吧了吧,当时我父亲啥也没说,过了一两天,他说,那你还是去吧。之后我入股,在大渡口开了一家网吧,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那儿。
我经常上天涯网,时不时看到爸爸被“双规”的消息。这种传闻2000年以后,年年都有。老汉儿说,我亲手签的死刑都有几十例了,还不包括重刑的,得罪人太多了,难免被报复,这些事你不可能较真。老汉儿对“双规”习以为常了。我更相信,干得越多,错得越多。
传闻越来越多,后来连老汉儿自己都怕了。2008年某天,老汉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让赶快去单位开会,临走前他对我妈说,要是晚上还不回来,你就把家里的钱扔江里吧。
我家里有一个保险柜。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了,我也不关心。
2009年8月初,老汉儿大清早出门去北京开会,我还在被窝头睡觉,爸爸说他出门了,我嗯嗯嗯地过了。当天夜里,凌晨3点有人来敲门,说是司法局的。我想,司法局的不可能不知道我爸去北京出差,怕是社会上的人来报复,赶紧打110。两边僵持了十来分钟,直到他们在猫眼里把证件亮出来:专案组。
我爸被抓了。专案组在我家收拾东西,从凌晨三点到中午。紧跟着,我妈和我也被带进看守所,还有我妈最疼的那条狗,“雪梨”。
看守所里,中秋节的时候跟我老汉儿通过一次电话。他说,不要仇视这个社会,要恨就恨我。他希望我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就行了。
在里面挺好,也没挨打。警察给我换了名字,我以为自己装得挺像,直到我出去的那天,同监的悄悄跟我说,我知道你是文强的儿子。
我在看守所的电视里看到父亲被判死刑。九个月以后我被放出来,罪名是毁灭证据,不过免予起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是合法的。他们还了我国土证、房产证和八万多块钱。
一个月以后,2010年7月7日,我父亲被执行死刑。这天早晨,我们被通知与爸爸见面。爸爸流泪了,说,娃儿,给我磕个头吧。我照做了,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面。
我不恨社会,也不恨爸爸。
老汉儿离开这段时间,还是有人对我好。有一回,我坐出租车,的哥好像认出我了(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体上出现过),车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聊文强,偷偷观察我的反应,我假装看着窗外。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好好保重自己。
半年过去,我开阔多了,朋友也多了。他们不在意我是文强的儿子,没有看不起我,我也不怕别人别有用心了。以前被老汉儿否定得太多,现在任何事情都得我自己来决定。
很多时候,我还受“文强的儿子”这个身份影响。像是我想出租家里的房子,赚点生活费,但物业跟我说,这是文强的房子,很难出租出去。我也很难找到工作,网吧已经倒闭了,我会干的事情不多。年后找找工作吧,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
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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