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高官子女衙内化 老子为儿撑腰儿为老子捞钱

　　家族式腐败可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官员骄纵子女很容易导致“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

　　遏制权力家族化还需要借助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

　　无论是河南郑州“房妹”案，还是山西运城“房媳”事件，最后都如出一辙地牵出了一个共同话题———权力家族化。不久前，“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房媳”张彦一家也不好过，丈夫孙宏军、公公孙太平陆续被曝出存在诸多以权谋私、涉嫌违纪的事实。

　　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家人牟利既是某些官员腐败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此，在家族式腐败的背后，权力家族化现象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热门事件暴露权力家族化

　　近年来，一些地方基层权力分配的乱象正爆发性、多发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果任由这种现象蔓延，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

　　从广东揭阳的“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等事件可以看出，权力家族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其中，“子接父任”等这一类热门事件都是权力家族化单线传承的典型。

　　经过长期的单线传承，单个家族的权力就会形成一定规模，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态势。

　　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根据记者实地调查，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在运城市有着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整个家族资产过亿，家族成员至少有15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孙太平其子孙宏军、其三女婿的入职以及升职都有孙太平违规操作的痕迹;孙太平的三个女儿因为录警和提干的需要，竟把出生日期改成了同一天;孙太平发迹的风陵渡煤管站，也一直为孙家所垄断，孙太平走后由其侄子孙怀亮当站长，孙怀亮走后又是孙太平的妻侄卢高春任站长。不仅如此，孙家还与当地其他势力庞大的家族联姻，例如孙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权势显赫。

　　“房媳”家族，是近期被曝光得最为详尽的官员家族。像这样形成了规模的权力家族化现象，还有曾经“大红大紫”的温州“世袭局”。

　　2011年，温州公路管理处被网上曝光9年吸纳领导亲属达到数十人之多，有36名在职领导曾安排15名直系亲属进入该“世袭局”。据爆料，该单位还为一位前任领导的女儿“量身定做”了招聘条件:“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出生、有驾照。”随后，温州市纪委对该单位给予了通报批评，并责令深刻检查，并对有关领导进行了追责。

　　权力家族化导致家族式腐败

　　随着权力家族化的深化，家族式腐败将很可能成为恶果。可以为“家族式腐败”下这样一个定义: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而按家庭成员在侵吞财富过程中的分工，家族式腐败可分为三种类型:协助型、参与型与合作型。

　　协助型，指的是只有一名核心人员身居要职，其他家族成员帮助其实施侵吞财富行为的类型。7月13日判决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公司原董事长李长轩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本刊7月15日曾有报道）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李长轩陷入受贿深渊的同时，其妻子、退休职工姜秀峰也被以受贿罪另案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姜秀峰案承办人、鹤壁市山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赫连杨杰透露，姜秀峰并不是天生的“贪内助”。漯河市某粮油公司董事长王玉海到李长轩家送钱，曾被姜秀峰逐出门外。但目睹李长轩几次收钱以后，姜秀峰慢慢接受了这种事，她也开始帮着收。后来，高档酒经销商李世亮联系到姜秀峰，通过姜秀峰介绍认识了李长轩，于2011年在中储粮河南系统推销了数百件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姜秀峰得到了李世亮的两次好处费，分别是50万元和71万元。2010年，中储粮许昌某库发生贪腐案件，李长轩受了惊动，还让姜秀峰以各种方式转移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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