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
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
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政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
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
随着对批判“人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
在特异功能支持者一方，钱学森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提供了实际的庇护。申振钰回忆说，她一位热衷特异功能的同事在评职称时受阻，钱学森专门给学校写信，这位同事很快评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后作了百余次报告、发言，谈论人体科学等话题，该所很快成为人体科学研究的重镇，张宝胜等“大师”被正式调入，其特异功能甚至被认为可用于军事目的。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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