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
到 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 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CFP/图)
“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的对峙
在“人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战局。
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政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
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体科学”是非，1982年2月24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
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党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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