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瘫痪后被绑床上半年至死 死后遗体全身照

　　六、刘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时候，他被指责为派出“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阻碍了文革。这种说法当时占有绝对强势。由于没有清算文革历史，这种说法在文革以后还有相当影响。

　　刘少奇子女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还在强调，派工作组到大学中学的决定是刘少奇请示毛泽东以后作的。刘少奇的子女要说明，对刘少奇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刘少奇没有自作主张去作毛泽东不喜欢的事情。他们在为其父辩解时所用的逻辑是，如果派工作组是毛泽东同意了的，就不是刘的错。他们不把法律和道德当作评判事情的准则。

　　事实上，如果承认文革是罪恶，那么对刘少奇以及继任他的位置的林彪来说，他们的主要罪责应是他们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时，都充当了毛泽东推动文革的第一号助手，也就是第一号帮凶。

　　事实非常清楚，派工作组就是为了发动对教员和学校领导人的攻击。若仅仅是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依靠原来的学校领导人足矣。1957年，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划成“右派分子”并对他们实行严厉处罚和迫害，非常顺手，毫不困难。

　　上文已经说到，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制定“516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幺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

　　“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6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暴力事件，后被称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范围内，一些学生和工人“斗争”了几十个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把他们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戴高帽子，把厕所的污物篓子扣在他们头上，对他们拳打脚踢，等等。

　　笔者访问过“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他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他说，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35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移动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并不因此止步，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一点绳子的紧勒，没被勒死。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紧接着，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编号是中发〔66〕392号)撤销载有刘少奇上述批语的文件。

　　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立即从北京大学兴起并迅速发展到全国。“618事件”被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发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红卫兵打死。尸体堆积在火葬场来不及焚烧。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阶段之一，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残酷事件。

　　刘少奇也在此时失去了他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事情的发展过程很清楚：发动暴力迫害和罢黜刘少奇，是同时发生的。

　　刘少奇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计划。他积极推行“516通知”，甚至亲自组织北师大一附中“斗”校长刘超，他只是反对北大“618事件”，反对“乱斗”。当他因工作组之事被毛泽东指责之后，他很快作了自我检讨，他没有表示异议——至少我们至今看不到这样的史料。

　　刘少奇平反后发表的文章里，描写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斗争”后押回办公室时，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示抗议。

　　这一抗议似乎义正词严，场面也够戏剧性，但读者们却会质疑：这时候刘少奇想到宪法了，他早干什么去了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都发生了，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什么难道刘少奇真的以为，那部宪法并不需要实行，而是要等到他这个国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实行?

　　老百姓并不煳涂。不过，这种质疑不会被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里。

　　七、“揪刘”的“造反派”的下场

　　1967年7月8月，在中南海的红墙外面，发生了当时称作“揪刘行动”。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二十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发起这一行动的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造反派”，他们甚至举行了“绝食”行动以制造轰动效果(假的)。

　　当时的场景是颇为壮观的。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贴在红墙上的大标语一张纸只写一个字。刚成立不久的新权力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给学生提供大量纸张印刷报纸和传单。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这是从毛泽东的诗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一轮“清查516运动”中，1967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运动”的逻辑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已经被“打倒”，戚本禹曾经出面直接支持“揪刘”，学生领袖在“揪刘”中和他接触，所以就是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在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正式“报告”中，一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一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20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一战斗团”的头头之一。

　　文革的沉重铁轮可以碾死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及曾经攻击刘少奇有功的20岁的年轻大学生。

　　董临平的死亡，其实和刘少奇的死亡有内在联系。一个有权力的人，在整个社会奉行非正义的时候，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试图制止非正义，则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